2020年末的冬天，可能是疫情后最安稳的三个多月，那时我苦于疫情的反复，并执着于寻找写作的灵感，便发了魔怔一般要往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方去钻。最后总算是托了一位初中旧友的关系，得以借志愿服务的由头与精神病人们共度一周。

挂了电话，不顾那边故人难以置信的语气，我立马开始收拾自己行装，那焦急的神态就像是虔诚的佛教徒收到了号召前往拉萨的消息。我要去的地点是在太原市老一辈人嘴里有些神秘的精神病院，在21世纪后它更名为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听上去一下子正规了起来，但老太原们还是习惯用早年的叫法——南十方院。

初入南十方时，我还得做些样子，毕竟不能给旧识添麻烦。在这一周的前三天，我和其他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一样，每天和医院正式护工一起，换洗他们的衣物，收拾他们的被褥，像我这样在厨艺上有两手的还会去厨房帮帮忙。一开始我只期待即将获得的自由行动，但会快我发现在这样疲惫和紧张的体力活之中只要与精神病人小聊两句，获得的惊讶就已经远超在外界的一场远途旅行。于是我转变心态，乐此不疲的帮病人打水洗衣，终于在这周五，与一名相貌姣好的女病人打好的关系。

精神病院的花园是一处恬静所在，大概是设计时就考虑到精神病人在心理的敏感，所以这花园的场景设置并不如外界寻常的公园那样花团锦簇，急着将引入的贵种名芳刺入你的眼球。恰恰相反，南十方花园的景观最吸引人的是庭院中央那潭被外侧高大槐树树荫遮盖下的碧绿湖水，即便现在已是暮秋，枯萎死去的荷花尸体遍布整个湖面。

女病人约我午饭后来这里聊聊天。她在进入精神病院前是一名自由剪辑师，在目睹一场车祸后受了刺激，莫名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并固执的使用双脚来完成衣食住行。医生的诊断似乎是认知障碍，我在医学上是十足的门外汉，不知道更多状况，只是能看到她放着健全的双手不用，却像一个真正身残志坚的人一样用脚趾夹着饭菜。她是很好相处的，看的出来她对我这个同为内容创作者的同行的好奇和好感，在这天她搭配脚趾的肢体语言给我讲述她来精神病院之后的方方面面，内容很多，也确实都是足以支撑一篇短篇小说的新奇故事。但最让我吃惊的，还是她最后讲述的一个人。

根据女病人的说法，在轻症监视区曾经有个老人，一直坚称自己曾目睹未来的景象，并讲述的绘声绘色，在他还能自由活动的时候，很多病人都爱听这个老人翻来覆去的讲他看到的世界末日。但与其他精神病人不同的事，没有半年他就无缘无故的关进了重症监护区。女病人也疑惑地感叹，一般只有那些有暴力倾向和自残倾向的极端分子才会被关进那里。可在病人们的记忆里，老人不仅没有那些倾向甚至可能是全区最安稳的那类人。

最让我瞠目结舌的是那个老人的结局，院方的说法是老人的病情加重，必须转移到专业监狱看管，但女病人还在工作的时候，曾经长期为公安系统做过外包的宣传片，那段时间她与不同部门的警察都有交情。而那天开着狱警专车来接走老人的司机，分明是给自己递送国安局资料的老李。在饭后这场漫长的“采访”后，我整个人神经紧绷，自从小学第一次把钢笔压在记事本上以来，自己第一次对记录一件事如此的急切，围绕老人身上的谜团如同提纯过的海洛因在我血管里狂奔。那时我发誓一定要搞清楚关于这个老人的一切。

离开精神病院后的几天，我仔细的回忆了女病人转述给我的，那个老人的梦境。由于在精神病院不允许我携带录音笔，我写在记事本上的回忆可能有些模糊，但大体是没有错误。

“我站上了一个舞台，不，或者说是我成为了舞台上的一部分，我看到了我的结局，我在一个封闭的金属房间，但我仍然在舞台上，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又在舞台上又在房间里。我在一张行军床上，我知道我的房间正在高速移动，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可我就是知道。我就在这张床上睡着了，就在这张床上死去了。”

“然后我的眼睛拉伸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拉伸了，我看到红色的云，还有散发硫磺味道的红色海洋，无数衣衫褴褛的人像蚂蚁一样啃食我不认识的东西，那是一个巨大的人形物，它仰面躺在地面上，人类覆盖了它全部的躯体，从蚂蚁的间隙我看到了它头上，或者是脸上的一只椭圆形凸起，我想，我看到了它的眼睛。”

“它的眼睛没有瞳孔，只有眼白。”

“它的眼睛没有血肉感，而是有玻璃般的质感。”

“它的眼睛没有情绪，它没有死去。”

“祂是自愿的！”

“我醒来了。”

我在一个月里动用了我全部的思考容量和社会关系去从这个癫狂的故事里寻找老人被国安局带走的缘由。他是谁，一个间谍，一个政治犯？我想不明白，巨人的故事从北欧的雪原到南美的雨林都有流传，而舍身救世的则是每个宗教的教主标配。为什么这两个故事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意外？这个荒诞的梦开始缠绕我的睡眠，每当我入睡，无论今晚是什么样的梦境，我都能感受到一双眼睛在无穷远的天边窥视着我。

这样的敏感情绪让我发疯，就连我洗澡之后，都能从被水汽朦胧的镜子中，模糊地看到一个黑白的人形和一个玻璃状的白色眼球。在这个月中旬后，我开始吃药，有镇定的，有安眠的，但什么都阻止不了这个荒诞梦境对我现实生活的侵蚀，终于又一场被窥视的梦后，我彻底病倒了，在高烧的恍惚里，我脑海里的东西有就要撑爆我的头颅。无数红色的球体在无垠宇宙里飞速旋转，速度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最后我的视野里只剩下一片红，一片赤红。好在靠着从小锻炼的底子，我只高烧了一夜就度过了这场感冒，但我敢说，如果在月底前还不能破解老人的幻梦，那么我应该很快就能和女病人再一次见面了，以病人的身份。

但幸运女神还是站在我这边，在临近月底的时刻，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线索来源是文学院的一个师弟。他从硕士就开始转移研究方向，最后在博士期间一直研究苏联建筑艺术。在一场同学会上我不抱希望的讲述了一段故事，结果他突然接过话茬，表示自己曾经在研究中见过一次与这个梦境有关的记述。这给当时已经苦恼了小半年的我以巨大的鼓舞。

最后师弟也没有辜负我的信任，在半个月后寄给我一本已经干枯到发皱的苏联老书，我打开翻译器，借着蹩脚的网页翻译，我得知它的名字是《我们的建筑反思》。随书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张夹在书里的书签。打开到书签的位置，泛黄的书页上是我完全看不懂的俄文，所幸师弟做事周全，就在书签的背后写着这页简短的译文。看上去是作者后记里不成体系的散叙，摘抄关键文段如下：

“我们犯了错误，我们的建筑犯了错误。我们不应该紧凑的生活在一起，应该像擎天的巨人一样，居住在跨海的住所里仍然不感到疏远，聚集在云端的广场里仍然不感到不安，学习在横山的高塔里却一切自如。我们犯了错，我们不该用群体来寻求个体，不该用形式来要求本质。我们犯了错，我保证我真的见过，见过我说的一切。等到红色的云遮盖太阳，你们就会相信我说的一切。”

我吃惊与这本写于列宁时代的建筑学专著居然和二十一世纪的一个疯老人的梦境能够对应。在梦境领域我是知道梦男这样的集体心理学行为的，但跨越一个世纪的共同梦境对我来说真的是前所未闻。我翻看这本书的作者，结果他在二战前的大清洗中不明不白的消失了。在大清洗期间消失那就是真的消失了，要在2020年去在一个至今都无法确认死亡人数的事件中找到一个寂寂无名的建筑学者无异于大海捞针，于是这条线索也断了。那么留给我的就只剩下找到那个老人的身份了，可是要找到一个被国安局保护起来的人又谈何容易。无论是精神病院还是街道办，关于这名老人的档案都在几个月前就被清理干净。

于是我又绝望了起来，每晚倒在床上，在各种这样琐碎的报纸和材料围绕中等待下一个梦的来临。但就在梦里，我又一次得到了幸运女神的垂青。在这一次的梦里，我似乎代入了女病人的身体，回到了精神病院中。而真正让我惊喜的是，我回到的并不是现在的南十方，而是女病人刚来的时刻。拜那种令人如坐针毡的窥视感所赐，我清楚的记忆下了疯老人的相貌。我也居然对梦里的所见没有一丝怀疑，好像我天生就有这样穿越记忆的能力一般。苏醒后我用还没完全退步的素描将老人模样画在书页上，从南十方开始扫荡式的发掘这个老人的过去。最后我也得偿所愿，与梦里看到的那个，皮肤发皱，还有老人斑的驼背老者居然真的在现实中确有其人。

疯老人名叫林铭成，是山西大学考古学的退休教授，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琪的学生，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就已经年过古稀了。林铭成和其他考古学教授不一样之处在于他的研究重心一直在金属工艺史上，曾是整个北方金属器型鉴定的权威。但在临退休前，他似乎遇到了一个难题，据他学生所述，是一个私人藏家找他鉴定的一件文物。但具体是什么，他的学生却只是摇摇头，称林教授与私人藏家接触从不将学生涉及进来，他们也不清楚事情原委，但关于那个私人藏家的身份，他们倒是给了我一张名片，是一家拍卖行的。他们说这个私人藏家没能熬过疫情那个年关，他的儿女没有继承他父亲文物的打算，最近整理好了父亲的全部收藏，就在明天就会拍卖。如果我感兴趣，我可以去看看。

如果按照我原本的人生轨迹，我这辈子也不会和拍卖场这种高端场所打交道，可是我如今精神已经在崩溃的悬崖边缘，已经不得不去拼死一搏。关于这场拍卖，按照林教授学生的提示，我只需要注意是金属制品但却难易断代的藏品即可。

抱着这样的想法，在第二天晚上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抵押了我的全身家当坐进了优先拍卖席。这个私人藏家不愧自己的赫赫大名，足以充当镇馆之宝的藏品流水般经过我的眼睛，我的余光甚至看到了几个打着博物馆旗号的贵宾坐在和我一样的优先席。但我眼睛里只有拍卖手册尾页里那个，那个标识为“未断代工艺品”的奇怪藏品。从拍卖行提供的高清三视图上看，那就是一个两指粗的银色金属棒，看拍卖行写在图下的注解，这根金属棒也就不过18厘米长，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现代工艺品，如果不在拍卖手册上看到，我会以为是什么旅游景区纪念品，或者什么先锋艺术家的抽象作品。但就在我看到它的那一刻，我就敢肯定它一定是我想要的，林教授不解的，那个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在拍卖行临近散场的时刻，几件不重要的藏品被打包在一起起拍，这时已经是压轴藏品确认主人后的垃圾时间，贵宾席上的大佬显然兴趣寥寥，我出来一个比我想象低得多的价格就将这些工艺品全部拿到了手。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心情，我说不好自己现在的情绪，比焦虑更像喜悦，比喜悦更像惊诧，比惊诧更像沉痛，最好的形容方式应该是那个流行于小学阶段的——“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终于，我顶着冬天的大风回到临时租的宾馆，拆开拍卖行精致的包装，在奇形怪状的现代在工业品中一眼睹见了那根金属棒。

我的视线开始下沉，下沉。我的鼻子闻到一股难以言说的恶臭，这股味道冲击了我的思维，我的视线继续下沉，下沉。我的手慢慢变得矮小，而那根金属棒却缓缓长大。我的视线还在下沉，下沉，套房干净的大理石地板开始破碎，裂开了三条如搭弓射箭一样的黑色纹路，破碎的地板下是浓稠如沼的黑，那样的黑不同我见过的任何颜色，就像超越了我本身的维度一样，黑的那么远，黑的那么长，我看不到我的身体了。我的视线还在下沉，我的身体开始旋转，视线里只有那根不变的金属棒，和我已经快要看不见的双手。我沉到底了，我很清楚，在黑里，我知道握住了那根金属棒。我睡着了。

我醒了。

我坐在舞台上，但我也坐在别墅的阳台上，我已经老了，坐在躺椅上的我就像一副干枯的人皮袋子，我坚持了一生的丁克，所以我没有子嗣，在我生命的最后，我失去了所以能够和我交流的朋友，用天文数字版税换来的别墅里只有对我忠心耿耿却不懂我内心的管家和仆人。我感觉到聚光灯的光了，这预示着我这个角色即将迎来谢幕。我恐惧，我从未这样恐惧，丁克的晚年居然如此的刻薄，如同上帝的刻意捉弄。我恐惧，我恐惧的无法喘息，聚光灯的光柱越来越窄小，从足够把我的躺椅全部盖住到只能照亮我光秃秃的头顶。

在最后一刻，我抬头，拼尽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和顽强，在光柱的来处，我看到的不是聚光灯的灯泡，而是更高的东西，我死去了，但我还能看到，还能继续行动，即使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如何行动。我看到了林铭成被堵在一道小巷深处，一群黑色正装的，相貌完全相同的人对他拳打脚踢；我看到镰刀锤子旗下，一只紧握党员证死去的手，还有走出刑场的、没有表情的克格勃；还有更多更多，1780年的塞勒姆，一个被烧死在十字架上的女巫；还有更多更多，1354年的米兰，被当做黑死病死去的学者；1099年的耶路撒冷，头颅被挂在旗杆上的穆斯林，还有，还有，还有……一直到四千年前的安阳，一个挤在牲畜里被献祭的奴隶，我远远不是第一个，狭长的管道里，我看不到谁是第一个，直到红色的云挤满天空，蚂蚁般渺小的人群在赤色的大地上爬行，一尊银色巨人从天而降，我终于从管道里钻出。我看到它，祂看到我。那一刻。

我想我看到了祂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