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个人的局限性，这次尝试不可能尽善尽美。另外，由于不是冲着《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体量与开创性而去的，也不太具备论战属性。在互联网和手机成为基础设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这个当口，对这个行业的生产机制与经济结构有所认知，能够对我们重塑生活机制、洞察特定立场的局限性起到一定帮助。

撰写时候并未斟酌用词，某些表达可能相对拗口

首先，这可行吗？

意识形态分析与生产结构剖析，可能会受到现代的经济学的揶揄。由于马克思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不再是基本的理论立足点，其中的经济学态度通过古典自由主义中的理性人预设，在英美国家获得广泛政治实践，成为市场秩序的指导原则；而另一分支，现代经济学获得一种价值无涉的物理学表象，这是其自然科学化尝试的成果。

相对而言，在马克思理论中所凝聚的经济学，作为对英式政治经济学的反动，并未获得现代自然科学意义的发展，批判时仍具备政治经济学的混成状态，就如同埋葬昆虫的琥珀，其本身已经脱离了昆虫后代的演化历程。所以，立足于现代经济学的诸多经济实践的批判，因为时间相距较大，稍显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在政治发展与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由于诸多要素都已介入，且夹杂诸多的力量博弈，梳理出单一而明晰的经济学脉络，已经具备一定困难。同时，生产资料与阶级分析对于新时代民众而言，会出现多种身份并置的困难。对此进行分析，需要更新的数学工具的介入。

相对而言，计算机技术诞生的历史仍然较短，即使按照最初计算机诞生的时间计算，至今仍不超过五十年，而作为民用的基础设施的计算机工程实践，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才逐渐扩大规模。较短的时间跨度，使得历时性分析有了可行性。现阶段的数字化的普及，逐渐成为大众的生活模式，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足够完整，可以追溯从草创、高速发展到建制化、成熟化的整个流程。另外，由于计算机工程开发的劳动力密集性，仍然有一种手工业的气质，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以较顺畅地嫁接到当下境况上。

但这也带来了另一种困难，由于劳动力密集的工作性质，从事信息技术行业的人员，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充分反思与学习理论。而理论研究者，往往缺乏一定的计算机知识，更多地进行编程技术的本体论研究，或者游戏作品的文化理论研究，对于具体的生产模式缺乏足够了解。

当然如果你有心查找，那就算在中文互联网上，都有很多相关的介绍，但其中很多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论文，以及对开源运动的引介博客。另外一大困难在于，相关的博客并未使用索引，因此没法使用搜索引擎检索得到。所以这次尝试，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我的异想天开。

但优势也在这里，我恰好在两方面都有一定经历，尽管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出众。但正是这种视角的交叉性，使得分析可以兼具局内和局外的视角。希望通过这次尝试，为两端架设一座桥梁，我也期待更有能力与见识的人做更深入的探索。

首先，如果你对软件不很熟悉，那么您可能年纪较大。软件是一群人通过编制程序代码，而后通过计算机，将代码转换成的产品。这种产品运行的环境也是计算机，这里的计算机可能是一台或多台，也可能是各种系统的：安卓，苹果，Windows、MacOS或Linux等。这与写书有点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可以控制更多层次的细节，从笔画、谋篇布局到书本装帧；而阅读者也不是坐在什么位置，摊开一本书，而是在运动、通勤或者其他时候使用它。

这提醒我们，程序代码与软件是两种东西。使用软件，就如同你拿起手机解锁，这时候不需要知道所谓面部识别，或指纹识别是什么。这种情况下，用户是按照设计者所定义的环节来体验的，不遵守这些准则的用户，软件就拒绝服务，比如带水的手，或者闭眼的脸。这有时能带来可信赖的体验，比如苹果的封闭系统；但更多时候，设计者会使用生理上无法拒绝的机制来支配你，你会买一些不想买的东西，看一些耸动标题的文章。

将代码转为程序，或者软件，这是计算机的一大功能。另外，计算机也是软件运行的重要平台。现阶段手机的流行，使得后者得到空前的强调，但程序的诞生其实都需要人的介入，这群人就是程序员，他们是程序代码的生产者。

而开源行动的“源”就是指源代码，source code。Code，代码，就是尚未喂进计算机的生成程序的，由程序员的头脑落在计算机上的原始形式，它是软件的理念形。而开源就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软件是如何做的，以及设计者是如何想的。另一种处理源代码的态度叫做闭源，与开源相对，这种情况下的软件是单独提供的，软件的原理和代码对用户不可见。

最早的软件开发者，并没有意识到闭源的商业潜力，在编写完毕后经常随软件附送代码。而一旦更多人拥有了电脑，那么管理者就得造出来点人为的门槛。这时候，软件公司也发现了知识产权的获利能力，这玩意原来是可以卖钱的，甚至可以不卖卡带或者机器了。

而从软件中获利的行为，诉诸的就是软件的私有化。软件的所有权被把控在机构或个人上，而且由于合作的强人工性，有点小手工业或手工业集约化的特色。将软件所有权限定在某个区域内的法律手段，就是诉诸版权，或曰著作权（copyright）。

软件为了通过自己开发获利，需要声明其著作权，在软件上，多半采用软件开发许可证，即software license，闭源软件采用的基本是EULA（End-User-License-Agreement)。而对于自由软件，或者开源软件，他们把license当作反抗的工具，这在后面会详细讲，它伴随着copyleft概念的提出。

听到这，你可能认为，开源概念这时候就已经正式诞生了，但这其实是错的。开源运动的前身是自由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开源几乎可以说是自由软件的重生。而按照另一种说法，开源是对资本寡头的妥协，甚至于说“开源就是为了商业化”。

那么从自由软件到开源运动，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这时候，回到开端来了解自由软件，就显得很必要。

虽然网络信息一般都保存的很好，除去个人或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损失，资料很容易得到，甚至删去了仍然可以复原。而作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者，程序员往往使用技术来阐述其效用结构的主张。与此同时，也使用文本来进行思维“工程”的尝试。

但与此相对，虽然互联网建设者的文本留存，自由软件行动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精神结构，以及伴生的政治经济立场，相对而言并不清楚。这反映了程序员群体的多样性，现阶段立场的清晰性，往往是立场相近圈子扩大的后果。

同样的，编程开发人员的表达与言论，呈现出一种交织的复杂性。一方面，有较强自由主义倾向，通过采用某种对抗性的技术机制，注重私人权益与反抗建制的，倾向于匿踪和消隐。某种程度可以认为又偏向政治光谱右翼的倾向，立场上接近小布尔乔亚。

但落实到生产秩序下的参与者，尝试匿踪的个体，往往在互联网大公司中任职。脱产的基础设施建设者，已经成为久远的神话。他们往往在一个大型机构接受分得的薪水，如果有所追求，可能在下班后从事自己的公益事业。而参与经济利益分配的机制上，程序员占据社会的较高层级。这伴随着对私产的坚持，透露一种对市场秩序的认可。因此，这种自由主义的源头，更接近于生产秩序的经济立场，而非天然的政治立场。

但，在开源运动与自由软件的开端处，仍有其他色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逐渐民用，其活跃参与者，既是为了自己又是为了他人，这更接近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分享氛围，私产在互联网的基础建设的过程中显得可笑。是的，自由软件一开始的气质，与其说是编程人员的自我利益，倒不如说是一种共享意识。

所有人编制的软件，作为劳动者能力的结晶，是可以被所有人所检阅的。对于初期参与建设的极客来讲，这就是他们世界的全部，而这个世界的所有资源都如同阳光、空气与水一样，所有人共创的世界，没有人可以设置藩篱。

可以看出，经济立场上，自由软件也有极高的开放性与共产主义气质。这其实是对于私权的再定义，全新的所谓私权，仅仅在于个体为这项事业所进行的准备，能够创造更好世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另外，他们是不认同版权，即copyright的。

当然两条路径的公共部分是很少争议的，比如，反抗巨大官僚系统的支配、立场主张的网络传播，一定的空想性与无政府主义，强调人民的创造力与自发性。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民间连络的构建过程，与这些思想的传播是高度相关的。尽管如此，这两股力量更多时候，是相互冲突，形成张力的。

比如说，某种知识难度的志得意满，是否再度塑造了一种有产无产之间的歧视结构？再或者，个人控制软件，乃至知道全部技术细节，这种控制是一种对建制的自保，还是在行动上反抗产品的异化？这种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划分，对于重新设计的私权，是否还能起效？

而在自由软件的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Free software --> libre software

|

+--> open source --> business usage

|

+ --> self or small-group usage

这事就是从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这个词汇上开始的。由于Free在英语中的含义两者兼具，似乎涵盖了上面的分歧。一方面代表着免于束缚的自由，即free speech的free，要注意，这里的自由，由于不认同私有产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是free beer，即开放任取，是开源运动的主要动机。

而面临大企业的崛起与挤压，两种思想风格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最神奇的是，这两者最终的命运，都走向了对面，免费与商业的结合是最紧密的，也与市场紧密勾连，开源社区有效率地承担了大公司的技术外部性；免于限制的另一支，仍然在守望共享与分配的新秩序，尽管其自身逐渐丧失主导权。

面临大公司崛起，他们更坚持原有的自由定义，希望撇开不清楚的免费啤酒的定义，以防止有大公司搭便车，他们不追求那种妥协的广泛合作，理念的正统性与纯洁性被放在第一位。Richard Stallman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讲。

这是使用技术壁垒，将经济上的不自由以技术的自由取而代之，这种反转，将个体的经济所得利益抛弃，而猛力限制对产品的各种限制，本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秩序的。这是对资产阶级所有权从根底上的改革，“所有”成为学习与理解的后果。

甚至可以讲，这是一种资本主义所滋生的自败力量，为的是更多地捍卫作为开发者个体的权益，以达致一种无政府气质的社会理想，左翼自由主义甚或是社会主义的气质浓厚。

但相对于更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左翼立场仍然在西方政治光谱之内，即改造与精进的努力应当自愿做出，激进程度有所衰减。

这一支的发展更加蓬勃，这也是日后为人所知的开源的出处。实际上，我自己最先了解的也是这一支。包括Linux与相关套件，都架设在这个更为宽松开放的基础上，在这里实现了软件商业化与软件开源化的结合。它可能是某种妥协，也可能是一种折衷。

这种实践呈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实用主义，打破了自由软件宣称不排斥商业而拒斥分配的态度，以更开放甚至共产态度来接近商业秩序。去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操作降低了推广的难度，例如Redhat所提供的系统服务已经打开了市场。当然，不对意识形态表态，本身已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用主义而经世致用的态度，呈现为一种较为稳健的经济立场，乃至于也兼容自由放任主义。但也不应该过度苛责开源软件对自由软件的背离，这也是一种保全理想的特殊策略。Linus倾向于将开源社区做大，他本人的意见是“足够多的眼睛，会让更多问题浮现”。

现在较大的担忧在于，如何在合作到较高水平，开源与商业互相嵌入紧密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行自由软件的理想。论及现在的软件消费者，使用者的身份绝对是第一位的。之前相对清晰的生产消费循环，现在已经被注意力经济的消费占满，消费冲动占了上风。

有篇管理学文章分析，存在三种参与开源行动的要素：经济要素、学习要素、意识形态要素；基本可以说，现阶段最占优势的是经济要素。着急参与消费秩序的人，想要通过这个行业多赚钱，以便于更好地消费。而自由软件的阵地，从作为基础设施的系统、中间件，逐渐让位给小产品，比如效率工具、个人应用。

你大概见过“版权所有，禁止翻录”之类的字样。这在今天的产品，包括书籍、影视，或者NFT上都有体现。这里的版权，主张一种私人或小集体所有的概念。它的英文概念叫做copyright，拷贝权力，这个权力是被所有人有限制地下放的。所以有时候这种权利也叫做著作权，著作者所具有的支配权力。

对于法权的界定，我完全是门外汉，但不太需要专业知识就能知道，更早时期的版权保护，比如书籍、乐谱、草图等媒介，一开始尚未覆盖到软件领域。那时候软件代码是被当作literature来保护的，你能想象吗，最开始的程序和小说被当成一种类别，所以，代码是程序员献给计算机的一首诗这句话，不仅仅是浪漫。

当然，随着互联网的膨胀，尤其是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软件的保护也逐渐提上日程，这时候表达和概念的区分得到了强调，即想法和信念是无法控制或保护的，能被保护的只能是特定思想的表达与模式。当然Copyright也有异化的可能性，不用多说，你只需要看看各种关于版权的论争，为了某些利益撕破脸也很常见。这跟私有产权的获利能力息息相关。

而自由软件运动所希望的，就是杯葛非自由、专有软件。这可以说是对私有产权的一种颠覆，这也促使Stallman使用copyleft这种说法，翻译方案有很多，包括版权所无、著佐权（偷梁换柱）、版权属左（左翼）、左版、著作义（义利之辨）等等，应该明确，这里的版权不是消失掉了，不完全是小我消融于集体，而是对集体的事业，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这里的自由已经冠上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色彩，所有人应当享受一种均等的权益，人人都应该生活在理想王国，而不是陷入高低差别和人为区隔。这种价值排序也更贴近主张生产再分配的社会主义，尽管Stallman本人并不认为自由软件有直接的共产倾向。

但在现阶段的广泛实践中，最受到市场欢迎的仍然是支持闭源的BSD，MIT以及Apache协议，这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争取更多参与者所采取的妥协，或者说是平等的最大化；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初衷的背离，毕竟这时候，平等的愿望已经让位于扩大差距的总量增长。

虽然可以在软件的使用过程得知设计者的品味与态度，但相对而言比较间接。但好在有另外一个侧面，如果软件采取了开源的的模式，软件需要遵循特定的协议，如果你曾经宕过源码，里面可能会出现license这个文件，这就是了。较为常见的是很“霸道”的GPL，以及相对和缓的MIT与BSD。这也提醒我们，程序员群体有较大的差异性，单独一种立场态度没法完全兼而有之。许可证，或者说协议其实带有一种社会契约的气质，更可以说是一份意识形态的文本。但为了捋清我们先从早一点的文本开始。这样一步一步下来，我们能看出来从理念到实践的过程。

作为自由软件的代表，诞生于1983年的《GNU宣言》，有着强烈的宣教倾向，作为论争文献，一样的宣言格式（manifesto），不难让人想起十九世纪的那份宣言。另一方面，早些时候，《致爱好者的一封信》，来自微软前CEO比尔盖茨，那是1976年，其时微软未成气候，盖茨正在为自己basic语言找市场。在其中盖茨痛斥程序员使用软件时并未支付报酬，他指责这是一种偷窃（Theft）行为。

而对此有责任的侵权者，他们被盖茨称为爱好者。虽然盖茨的意见在自由软件阵营中几乎不受待见，但爱好者与自学者的形象，确实抓住了要害，很贴切。另外一点值得称道的是，这里的“爱好者”们的组织名字叫做家酿（Homebrew），就是自家酿酒自家喝的那个家酿，如果你使用Mac编程你对brew肯定不陌生，现在的brew是Mac上很常见的包管理工具。而且，你没想错，苹果的诞生，与这个家酿小团体紧密相关，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都是其中的成员。

在其后的1983年，Richard Stallman为了反对AT&T和Unix系统的封闭与牟利，起心动念要用自由软件全部重建技术世界，你没听错，是全部。GNU，写作G-N-U，是非洲角马的含义，也是GNU is Not Unix的简写，这是个递归的把戏，因为解开一层之后还有GNU，中文里非常信达雅地翻译为革奴，废除不公正的关系，平等主义的诉求。GNU宣言，作为这场运动，以及日后自由软件协会的奠基文本，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但不要高兴太早，其实GNU宣言的煽动性和文学性，并不能与那份经典文献比肩，尽管在程序员界已经算是很富感情的尝试。另一方面，这说明里面包含很多扎实的目标与手段，毕竟这是要下手写代码的。Stallman在其中尝试论证GNU超越Unix，以及将会包含什么，为什么共享重要，为什么大家应该群策群力，为什么共襄盛举会帮助大家，以及最重要且最繁琐的，为什么流俗意见是错的，这里就不同于宣言的歌颂理想，而是实际与质疑和辩难打对手戏，这部分所占篇幅大概有三分之二。

可以看到，最大篇幅的这一段里面，Stallman直面了盖茨的质疑：为什么那些窃贼要剥夺我们程序员的私产啊？很简单也很直接，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一听就懂（当然Stallman没有用这种语言，他自己的政治态度表达远不如自由软件明确）：你丫的开发程序的利得大头谁拿的？你们是怎么发工资的？为什么我们使用者就不能是程序员，这两者分得开吗？为什么分享与接受就是窃贼？窃贼为什么不能提供有益的改进？

而基础视角改变之后，很多商业运作的逻辑就显得牵强附会了。我们如何做广告？如何技术支持？程序员如何生活？支配所得的著作权该怎么运作？商业竞争，还是程序员的学习促进？归根结缔，应该是我们控制软件，而非软件控制我们。不应该让软件成为少数人所独占的东西。

作为这一段的结语，我引用GNU宣言最后两段：

从纲领性的基础文件开始，为了为全新的生产模式奠基，需要对自由软件做出更明确的界定，这里选取FSF（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自由软件协会）对自由软件自由的界定，FSF是自由软件在开源运动之后重新组建的机构，Stallman为其主席。一共四条，按照程序员的编码规则，从零开始。

〇：有使用该软件的自由，不论目的。

一：有研究软件如何运作的自由，并可以修改软件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为此需要获得软件源码。

二：有重新散布该软件的自由，每个人都可借散布自由软件来敦亲睦邻。

三：有改善再利用该软件的自由，并可以发表修订后的版本供公众使用，如此整个社群都会受益。

你可以看出来，它与《GNU宣言》一脉相承。开源作为自由软件的基础，自然是被需要的。但自由软件的目的在于，所有赛博空间的居民，都会受惠于其他所有人，并且也为其他人奉献。伴随源码的，是开放而无壁垒的，求知若渴与公共公开的态度。运行、拷贝、修改与发行的动作，所受到的唯一限制就是不允许增减新的限制。

这多少带有一点空想性，在当下商业公司提供便利服务的情况下，用户难以不选某某软件：你的工作要求你用微信或钉钉，朋友分享的链接必须使用特定app打开，或者特定的软件在你的系统上根本就不提供，难以靠一己之力弭平所有困难。贯彻这一信条，生活上会受到一连串的困难，最近的例子是，Stallman拒绝使用闭源软件zoom参加视频会议，导致2022年的资料，仍然只是音频，这有点反讽，技术先锋仍然被冻结在其奋发前行的时代，毕竟只靠一己之力，没法完整复制商业公司带来的所有技术成就。

GPL可以说是在软件层面上，最集中贯彻自由软件开放理念的尝试，在这里着重描述它，其他的软件协议，基本上可以说是对于GPL的宽松化。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三版本，即GPLv3。

由于历史比较久远，这里就不再分析前两个版本具体怎样。而且由于三个版本的修订，一直在细化与强调自由软件的气质，第三个版本相对来讲更接近FSF基础纲领，当然也离开源运动的中立性更远。

GPL最为人所知的，或者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传染性，任何一个项目，只要接触过GPL的组件，无论闭源开源，都得变成GPL。也就是说，一旦受惠于社区，就必须全身心地奉献回去，而且不能阻碍他人继续传播或分发。

可以看到这是对于FSF自由概念的具体完善，上述纲领成为具体可操作的法条，但限于我自己的法学底子几乎是空白，所以不再继续深入了。

前面也提到过，由于各种营垒变得清晰，立场也是如此，同一个圈层中，为了方便交流，取得思想上的一致性就很重要，所以各个集体，都尝试吸收或驱逐自由软件，或更具体的，吸收或驱逐Stallman。比如在大公司谋生的程序员，会把这种先锋性放在后面，把技术的力量再次引回私产保护上；而以FSF为代表的自由软件，声音逐渐变得虚弱稀薄，他们年复一年地骂封闭系统，如同坐牢的使用体验；与此同时，商业软件仍在竞逐市场。

在当下，计算机世界的基础建设者们，很大一部分已经老迈，甚至很多已经作古。那个叛逆又理想主义的Richard Stallman，今年已经69岁了。在早些时候，Stallman因为在性丑闻新闻上多嘴，分析措辞时候犯了忌讳，被认为对儿童色情上存在偏好。他也因此被逐出FSF，后期被重新接纳做回主席。

这里不是要训斥政治正确如何撤下卓越之人，毕竟平等正是Stallman诉求的重要部分，不是吗？我想说的是另一点，几乎无法想象自由软件没有Stallman。但这明显正在逼近，再过二十年，至多三十多年，初代极客就都已消逝了。那时候，该往何处去？或者说，我们该从什么时候起，主动望向前路？

当然应该从现在就开始，但作为消费者与参与者，在不完善的环境下，想要实现大规模的自由软件，可能会以一种较低的生产力，锁定在某种软件使用上的“原始共产主义”之下。不要认为Linus所代表的就仅仅是背叛和妥协。如果没有Linus所提供的内核，GNU/Linux就无法存在。你也许会有点既视感，有自身特色的、随机应变的、历史情境下的机敏尝试，恰恰保全了最为激进，最为遥远的理想。

这篇虎头蛇尾的文章主要强调自由软件，由于它的基础理念更有线索，更一以贯之；也得承认，跟自己的倾向有关系。我觉得软件的共同丰裕，群策群力是美好而可欲的。

但重要的目标应该如何实现？什么时候开始实现？为了伟大目标而妥协，是不是预示着有朝一日，要再次由梦想家掌舵？而他们该如何再次获得权利？而由哲人王执政，是否会是一种心气压倒责任感的自大？人类是否应该稳健前进，而不应过分沉湎于畅想未来？

这还不是最紧要的，最大的负担，在信念落实的时候才会出现。你要不要不用Word，用LibreOffice？要不要用邮件换微信？要不要拿iPhone换…哦，所有的市售手机都是闭源硬件。要不要换掉Apple Music、Spotify或网易云，换到…换到什么呢？对了，放弃Windows、手机、PlayStation、Xbox，还有多少游戏可玩？你也发现了，多少被塑造的需求建立在闭源软件上啊！

但我想，这种煎熬，是为了清醒预支的代价，我们在暗夜里守望未来。这种芒刺在背，至少提醒我们，他们来过，我们记得。

别忘了马克思，别忘了Stall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