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尼采来说，历史并非是我们所理解的样子。在尼采思想的洪流之中，历史代表着当时的“科学”。然而，这样的历史之于作为哲人尼采是“太哲学”的，而不像之于今天的我们一样有着严格的规范性。因此，当我们在审视尼采的观点时，要把它看做一个被哲学化的整体加以思考，而不是单独拿出来用现代历史学研究加以批判。

此次仅对《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最为重要的前三章进行介绍与分析。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导我却不能加快我行动的事物。”通过歌德的这句名言，尼采开启了他对于历史的思考。对于尼采而言，历史不应该被当做一门冷酷的科学，而是应该被当做一种通往人类幸福的手段。因此，一切近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对于尼采而言都更像是“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通过对它们的批判，尼采的历史观得以展开。

借由对幸福的探究，尼采比较了人类和兽类：究竟是什么让它们变得如此不同？答案是：记忆。兽类得以悠闲地活着，这正是因为它们时刻忘却着之前的一切——他们是非历史地活着的：一切遭受过的苦难被抛出记忆的洪流，他们因而得以常新地生存下去。人类的幸福之路也是如此——如果想得到它，他们就要非历史地活着。但事实上，人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无法忘记昨天的历史（就像你无法忘记昨日受到的屈辱一样）。他们是历史地活着的。那么，确定历史的限度就成为了真正重要的事：我们固然无法完全抛弃历史，但是规定一定的记忆范围（也既抛弃一定的历史记忆）仍然是可能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生活。

尼采举了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个道理：假设有两个人，一个人通常为一些小事而感到伤心难过，另一个则胆敢作恶而毫不愧疚。那么，对于个体而言，这个作恶者一定是更幸福的，因为他可以把带有罪恶感的记忆抛诸脑后，从而没心没肺地活下去；相反，那个心灵脆弱的人则更容易因为他对事物的记忆而受伤。

借用巴特霍尔德· 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的话，尼采阐述了这个更强壮者的处境：“历史如果能得到详尽的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有，并强调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只是偶然的——这里我说的是强调，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具有异常强烈的意识。而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都没有 认识到这一点。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 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一个能够为给定方式附加上更深情感的灵魂。”

纵然这个作恶者有着更为强大的意志力和行动力，他终究和前一个人一样，是一个失败的生活的范式：前者过于脆弱，而他又过于“强壮”了。后者的强壮会让他克服一切，直到最终克服自身。“它的视野完全封闭，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提醒它，在其视野的另一边仍有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最终，他将历史的偶然性作为一切恶的借口，进而将变为非人。

“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的视野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一个范围，或是太重视自己，不能在他人的见解之中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就会夭折。”

尼采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愿意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他区分了历史的人和超历史的人。

回答“是”的人是那些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他们的希望”。

回答“否”的人是那些超历史的人，他们“都认为过去和现在合二为一,尤其在多样性上是⼀样的,它们共同组成了⼀幅包含永存不朽的各种各样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的图景。”

这两种历史的人构成了人类的历史生活本身，并且各有着他们独自的力量。超历史的人总是那些“更为强壮的恶人”，他们的这种历史观赋予人们一种盲目的活力，让人们可以在无穷的事物中把握到一个方向，忘却其余的痛苦，一心想着这个方向前进，直到成功。然而，这种力量也有着它的衰弱：一旦超历史过量，人们就会沉醉于永恒而不变的价值，最终对“毫无变化和活力”的生活丧失全部兴趣（所谓历史循环论者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而，过量的历史也有着它的问题。沉醉于这篇知识之海，人会丧失方向感，进而丧失兴趣，丢弃历史本身。正如尼采所言：“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力量，因此 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 种服务，这是影响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过量的历史会让生活残损退化，而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出现退化。”

正如尼采所说：

他将历史分为了三个方面：纪念式、怀古式与批判式。他们分辨对应人们需要历史的三个方面：分别涉及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性与敬畏之心、他的痛苦与得到解救的渴望。 在第一章中，尼采首先论述了纪念式的历史。他认为纪念式的历史对于“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来说尤为必要”，因为他们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而这些榜样“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怀有着纪念式历史观的人有着这样一个高尚的使命：他们追求全人类的幸福。跟随着先驱者们，他们自己也成为了纪念的榜样，从而扩展了“人”之概念并赋予它一个更加美好内容的东西必须要为了同一任务而永远存在。由此，他们自身的榜样作用将历史串联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令人值得投身其中的存在。缺乏纪念式历史观的是一种缺乏活力和目的感的人，他们以“沉闷的习俗以其鄙陋来填满世界的每个地方，用浓雾笼罩住所有的伟大事物，挡住它通往永恒不朽的道路，蒙住它的眼睛，扼住它的呼吸。”由此削减了人们的活力。而拥有纪念式历史观的人则“足以让伟大事物生生不息的艰难的火炬”接力，进而延续下去。 有纪念式历史观的人秉承着这样一种信念：“曾经存在过的伟大事物既然是可以出现的，也就可以再次出现。”这样，他就能“在前进途中受到鼓舞，因为他在脆弱时刻所产生的怀疑，担心自己是否在追求不可能的东西，这种怀疑已被赶到一边去了。”

然而，这种纪念式历史观有着它的危险：

第一：既然“这一榜样是要给我们以力量，那么我们就必须忽视许多差异，就必须将过去的特性塞入一个普遍的公式之中，就必须为了统一性而折断所有棱角。”这样，全部的个体性差异就将被抹除。一个强力的但却单调的统一意识将代替这些个体成为存在。

第二：纪念式历史观的建立依赖于“历史轮回观”的基点——只有当那些伟大的事物可以重复出现时，我们的奋斗才有意义。但这一前提的建立则近似于一种迷信。就像毕达哥拉斯以“天体再次处于同样位置的时候，地球上的事件就会被彻头彻尾地复制一次”这一“天文学”观点来支撑他的其与理论一样。想要证明这种纪念式历史观的真实性“恐怕不太可能，除非天文学家又变成了占星术士。”

第三：这种历史观是“忽略原因，只讲结果”的，即它是由果到因式的推理。为了强化伟大的理念，推动民族的活力，所有的历史素材被用来重构一段伟大的历史。它的目标集中在效力而非真实性上，因而以一种巧妙地方式伪装成为“历史必然性”，篡夺了真理的位置。如尼采所言：那些实际上毫无真理价值的、“在民众的纪念中备受推崇的战争和宗教大事就是这样的一些‘结果本身’。”

如果纪念性历史得到了过分的强化，那么它将带来巨大的灾难，因为这样一种强力的历史观很容易受到人们的崇敬。在那些“有天分的利己主义者手中”，纪念式历史观“用充满诱惑的对比怂恿勇敢的人做轻率的事、热心的人做狂热的事”，因为“它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虚构的危险。”

尼采认为：“有时候一个‘纪念式’过去和一个虚构的浪漫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相同的行动动机既可以来自一个世界，也可以来自另一个世界。”人们很难认识到它靠着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历史循环论）跻身于自然而存在——这个伪装成真理的历史观栖身于“错误的类推”。

一旦这一历史观被权威所掌握，他们就拥有了操控真理的权力——尤其是否认鲜活的观念，将他们腐朽的统治理论强加于民众之上。毕竟这些新鲜的血液“是当代的，还没有成为‘纪念式’的，因此没有人需要或者是倾向 于它，也没有什么历史权威来支持它。”“他们的办法就是说：‘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 而事实上，正如他们不关心即将出现的伟大事物一样，他们也不关心已有的伟大事物。他们的生活就是证明。纪念式历史是他们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权力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真实意义被装扮成它的对立面。不管他们希望与否，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的座右铭是‘让死人来埋葬——活人’。”

尼采在这一章节中论述了另外两种历史：怀古式与批判式。

同纪念式历史一样，怀古式的历史也是人们所需要的，尤其“对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通过对历史遗存物的保存，他得以获得了对于古人与古事的记忆，并将自己依附在上面。这样，他们“保守而虔敬的灵魂就迁入到这些东西之中”了。平日里普通的事物，因为被他们赋予了历史厚重感而神圣起来，他们也就生活在这种幸福之中。

“人们曾经可以生活在这里，”这些人们说。“正如现在人们可以生活在这里——将来还可以继续生活 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坚韧不拔的人，不会在夜晚被人连根拔起。”通过塑造这样一种历史的关联，他们得以彼此连接。怀古式历史的优势便这样体现出来了：它能给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带来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简而言之，它能生育出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

然而，这种怀古式历史的错误使用也将导致灾难：

第一：它可能使得民族的判断力就此僵化。尼采指出：“这里就总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所有远古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贵的，而每一个没有这种敬古之意的人，比如一种新的精神，就 会被当成敌人而遭到拒绝。”换而言之，如果权威本身业已腐朽但仍执掌大权，那么由怀古式历史所产生的崇拜就会对新的挂念构成威胁。通过将这些新思想斥之为非传统，将传统捧上尊敬之神坛，旧思想得以抹杀新的思想。

“已经变得陈旧的事实总会要求使自己永垂不朽。因为当一个人思考这样一件古老事实的生命史时，看到一代又一代人已经赋予了它如此之多的尊敬时——不管它是一种风俗、一个宗教教义，还是一个政治原则——他都会觉得，用一件新的事实来取代它，用一个新的虔敬来取代一大堆古老的虔敬，乃是一件胆大妄为，甚至邪恶无耻的事情。”

第二：它会使人的生命力走向衰退。尼采敏锐地察觉到：“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得如何创造生活，因此总是低估了现在的成长。”在论述保守者的天性时，尼采曾提到：“保守而虔敬的灵魂就迁入到这些东西之中。”这意味着人应当赋予物价值。但是他们却感觉到“在他的灵魂之中，拥有祖先的家具这件事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还不如说是他的灵魂被家具所拥有。”这种历史感使得真正的所属关系产生了倒错，因而进一步演变成为了异化（此处借用马克思的概念）。

而伴随着个人生命力的衰退，由个人构成的民族亦受到了严重损害。尼采用树作了一个比喻：“在这里，大树有可能错了，那么它对于整个森林的感觉又会是多么错误啊！它只是在森林阻碍或者帮助了它的时候才知道并感觉到森林，除此之外则一无所知！一个人、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怀古感也总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之内。”民族是民族的民族，亦是世界的民族。当民族的情感逐渐过度保守化之后，便会忽视世界的民族之林。因而，朴素这一对于民族情感的褒称也就转变成为了迂腐与落后。

对于尼采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第三种历史观，即批判式的历史观。既然历史是人类的学科，那么它就要帮助人们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反过来，以异化学习的方式统治学者的生活。

这样一种历史是不在乎传统与否、真假与否的，因为它着眼的是新的正义：即使当下人们更好生活下去的正义。一切判断皆要以此作为唯一准则。尼采声称：“在这里，坐在审判席上的不是正义，宣读判决的也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欲壑难填的、阴暗模糊的驱动力。它的宣判总是毫不留情，总是毫不公正，因为它从来都不是来源于知识之清泉。然而若是正义女神亲自来宣判的话，结果也大体会是一样的。”

这种有活力的历史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益处：

第一：它使得腐朽的、不合时宜的旧制度得以废除。尼采认为：“需要遗忘的这个生活有时候同样也需要毁掉遗忘，因为一旦某个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显——比如说，一种垄断、 一个等级、一代王朝——这样的事物就应该崩解。批判性地审查它的过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把所有的“虔敬”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

第二：通过不断的使用，它将代替旧的思想，成为我们对新生活的指导。尼采说：“我们将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直觉、一种第二天性，它们将使第一天性枯萎。企图由果推因地 （a posteriori）造出一个可能是我们源头的过去，用以反对实际是我们源头的那个过去。”通过使用由果推因这一术语，尼采在此抛出了他对于历史观塑造的认知：作为观念的历史感是被塑造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一切当下历史观的形成都有赖于人对于生活的全新探索。正如我们已经忘记了奴隶制曾经是公正的，反而在如今奉行民主制度一样。

然而，这样一种历史观同样有着它的危险：尼采认为这样一种强大的观念“难以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而一旦超越了特定的限度，人就会全然丧失历史感，陷入彻底的、无根的虚空之中。 此外，“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这表明了批判式历史这种狂暴的新力量对于纪念式历史和怀古式历史这种传统势力和习惯的弱势地位。然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就总是会停下来而不去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更好的，却做不到。胜利到处都有，这胜利给那些战斗者、那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式历史的人带去一种陌生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第二天性，而每一个获胜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第一天性。”通过这种历史观念的更新与争夺（当然是血的争夺），人类得以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