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起义，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前联邦境内几大主体民族通力协作的事业，自此之后，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都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并非是所谓的“离心离德”，而是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思想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立陶宛人的独立是可以想见的，从克雷沃联盟到联邦灭亡，他们都保持了相当的政治、民族独立性。在俄罗斯帝国治下一个世纪的生活，以及前者强力的去波兰化政策，足够彻底抹除立陶宛人残存的“联邦情结”，令立陶宛民族精英以独立和警醒的态度看待历史，审视当前，谋划未来。1863年起义失败的现实，也让立陶宛精英放弃了与波兰人联盟的古老路线，转而寻求新的办法解决寻求独立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立陶宛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将立陶宛文明与波兰做严格地区别与分割，尤其反对将昔日联邦国家的文化一概而论。

事情都有两面性，就如波兰人如果不发展民族主义就面临被三国同化的危险一样，立陶宛的处境比波兰更危险。19世纪，许多立陶宛贵族已彻底波兰化，在当时使用波兰语是上流社会的象征，白俄罗斯语也是立陶宛语的一大劲敌。立陶宛语更像是某种方言和口语，只在乡村和少数精英那里得到了保存和延续。60年代社会流动性增强，大量乡村知识分子来到城市，神职人员也支持使用立陶宛语，波兰语的地位开始动摇。在乔纳斯·巴萨纳维奇等立陶宛民族复兴人物的推动下，立陶宛语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诗歌书籍和报纸上，往昔立陶宛大公国强盛历史的普及，也极大加强了立陶宛的民族凝聚力。

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立陶宛人的政治诉求是恢复昔日立陶宛大公国极盛时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广袤疆域，这不仅与波兰人的诉求相矛盾，更侵犯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利益。许多地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已经混居了几个世纪，然而当民族主义的大旗被竖起之后，矛盾和冲突迅速取代了和平与友谊，这是未来欧洲几乎所有民族都要面临的问题。

如果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是“和平分手”，那与乌克兰人在20世纪前半叶的“分手”则充满了血与泪，直到近现代，这两个古老的民族才算真正和解。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发展，因为历史、地理的因素，处境更为复杂。简略的说，乌克兰人最早的独立尝试是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战争的结果是乌克兰和波兰人两败俱伤，俄罗斯渔翁得利。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东西乌克兰文化受到割裂，这份创伤甚至延续到现在。

笼统地说，乌克兰社会精英必须同时面对波兰与俄罗斯两种文化的挑战，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乌克兰语只是俄语的一种方言，乌克兰人则认为己方是昔日基辅罗斯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而真正从基辅罗斯时代流传至今的贵族家庭大部分已经波兰化了。西部乌克兰受东仪天主教影响较深，也深受波兰和西方文化影响，东部乌克兰基本信仰东正教，受俄国影响更深。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另一大特征便是反犹，从古代开始，犹太人与乌克兰人的关系便非常紧张，后者视前者为波兰人剥削他们的帮手。在俄罗斯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再加上沙皇政府有意煽动乌克兰人的反犹情绪，注定了乌克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实际上在大多数反犹运动中，真正有责任的精英阶层往往幸免于难，刽子手的屠刀永远挥向平民。

犹太人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没有在欧洲建国的愿望，始终是游离于当地主体民族之外的“客居民族”，再加上犹太人群体文化习俗、宗教方面与其他民族无法相融，使他们饱受不公正待遇，屡遭驱逐和屠杀。波兰自皮雅斯特时代起，对犹太人的政策总体是欧洲最宽容的，因此波兰的犹太人数量亦是欧洲最多的。历代波兰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给予犹太人各种特权，极大促进了犹太人与波兰人的合作共存关系，波兰是欧洲唯一一个允许犹太人耕地的国家。至17世纪前叶，各地犹太学院与波兰学员交相辉映，犹太教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波兰犹太人处于文化科技领域最灿烂繁荣的时期，直到二战，波兰都是犹太教的核心地带。

到“大洪水”时代，惨烈的人口损失和战争破坏让波兰犹太人的辉煌戛然而止。联邦国家政体消失后，部分犹太精英参与到波兰复国运动中，有些则对波兰的独立斗争持旁观态度。俄罗斯帝国对波兰犹太人的政策是非常残酷的，前所未有的苛政与歧视开始了，数百项针对犹太人的法律被实施。尽管许多犹太人对俄国表现忠诚，但仍未争取到进一步权益。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后，犹太人被施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成了社会压力的宣泄点，俄国政府默许对犹太人进行惨烈的屠杀。80年代，许多贫穷的犹太人被勒令向西迁徙，他们不受波兰人的欢迎，甚至不受当地犹太同胞的待见，对犹太人的苛政又强化了各地的反犹主义潮流。尽管如此，波兰平民没有参与1881至1884年的反犹暴动，他们还庇护了许多犹太人免遭毒手。

波兰民族主义者宏观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重拾古老的联邦王国价值观，即建立一个包含多民族多信仰，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要么只能效仿其他政体，建立一个“纯净”的单一波兰民族国家，这意味着要放弃在波兰存续几个世纪的兼容并蓄价值观，还要以各种手段清除既定领土内的其他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种思想在波兰此消彼长，波兰的新一代领袖也不同程度地尝试实践这两种发展道路，他们实践的结果将会深深影响未来波兰民族和波兰国家的发展轨迹，并重塑波兰的政治结构。

1863年起义的失败标志着浪漫主义革命斗争风潮在波兰的结束，波兰社会各界对这种毫无意义的牺牲和斗争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心理。知识分子对古联邦国家的覆亡产生了更深刻而现实的评断，他们不再认为那是无罪国家的殉难，而是一个政治体制长期极端落后国家的必然崩溃。恢复波兰的途径不再是武装斗争，“有机工作”发展社会的和平途径被奉为圭臬。他们对抗德国人的方式是让自己的房子更干净，照料牲畜和田地更细心，工作更努力，用心教育自己和孩子。人们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在教育等行业中，规划实际的方向并为之努力，他们的作为让波兰在欧洲思想界一直保持活跃，没有被其他事物影响。

波兰人逐渐摆脱不切实际的幻想，从现实出发看待事物，这促进了奥古斯特·孔德创造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兴起和传播。民族不再是一种缥缈的浪漫词汇，而是真正区分己方和别人的客观标志。实证主义思想体现在亚历山大·希文托霍夫斯基主编的《真理》周报上，他和评论家毫不留情地批评波兰传统的思维习惯，否认古老的价值观。波兰实证主义者关注性别平权、公民地位平等，同化犹太人，反抗占领国的同化举措，保卫波兰民族性以及提高公民识字率。

实证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脱离了象征性的、概念性的风格，转而描摹真正的日常生活，对各类实际的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戏剧也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回归写实。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波兰现实主义文学大放异彩。擅长存在主义、怀疑主义风格小说的亚历山大·格沃瓦斯基的小说在波兰深受欢迎，他的笔名是鲍莱斯瓦夫·普鲁斯。格沃瓦斯基早年参加一月起义的经历让他成为坚定的“有机工作”支持者，后来做过报纸编辑。他早期不愿撰写历史小说，认为这是对真实历史的扭曲，格沃瓦斯基甚至批评显克维奇的《三部曲》。从1876年至1912去世，他撰写的六部小说中，最具盛名的便是《法老王》和《玩偶》。

另一位与格沃瓦斯基交相辉映的波兰作家便是亨里克·显克维奇，表面上他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但他的文风偏向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即便他不是民族主义作家。1880年，他开始撰写史诗般的波兰卫国三部曲，《火与剑》问世当年便引起巨大轰动，读者纷纷致信询问他们喜爱角色的命运，小说的决战场地兹巴拉日市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当地的市民甚至拒绝修建教堂广场，他们认为小说角色“龙金骑士”的遗体就埋在那里。《三部曲》出版后，显克维奇已经是波兰最负盛名的作家。此后他又完成了《十字军骑士》、《你往何处去》、《在荒原和沙漠中》等优秀作品，并获得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

显克维奇不吝在书中歌颂波兰人的勇敢与顽强，但也毫不留情地揭露波兰民族在历史上的问题与缺陷。即便是波兰人的对手，显克维奇也公正客观地评价了赫梅利尼茨基、古斯塔夫二世等人物的优缺点，这便是他身上实证主义的体现。

女作家同样是波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许多波兰男人都参与地下活动、游击战等爱国斗争事业，所以波兰女性开始承担家庭支柱的责任，客观上推动了波兰女权思想萌芽，这在当时欧洲乃至世界都是最先进的自由观点。才华横溢的作家纳西扎·兹米霍夫斯卡是波兰女权主义先驱，在法国的经历让她敢于公开发布在当时颇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玛利亚·科诺普尼茨卡是波兰最伟大的实证主义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作家，儿童文学家，社会评论家，她甚至为了专心写作与丈夫分居。

加布列拉·扎波尔斯卡是另一位才华横溢的的波兰女作家，她一生创作41部戏剧、23部小说、177部短篇小说，252部新闻作品，还有一部电影剧本。她的讽刺戏剧充分揭露了许多社会现状，细致描写了广大受到压迫的社会人群现状，尤其是辛辣地指出社会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杨·马泰伊科是19世纪波兰的殿堂级的历史画家，他将波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浓缩于画布之上，这毫无疑问有力地促进了波兰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在一月起义时，他将大部分积蓄都捐给了起义军，还亲自把武器送到他们的营地。马泰伊科一生创作了320幅油画和数千副水彩画，80多位画家都是他的学生，他是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的校长，也是布拉格美术学院校长。马泰伊科本人乐善好施，经常无偿为人绘画，或将作品赠与他人。二战期间，纳粹试图摧毁他的《格伦瓦尔德战役》和《普鲁士的致敬》，认为这是对德国历史的污蔑。但在波兰地下党的拼死保护下，马泰伊科的画作安全度过战争。

1773年，在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国王的努力下，波兰国民教育委员会得以创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直属政府的国家教育机构。国王本人、“宪法之友”的杰出思想家以及一批优秀的科学家规划设计了一整套教育、科研计划。国民教育委员会虽然只运行了20年便随着波兰政体一道消失，但它对波兰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此之前，波兰的教育语言是拉丁语，协会统筹规定了波兰语的正字语法和教学模式，添加了许多词汇。受委员会教育的一代人，都成长为了下一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科学家等社会精英，他们将波兰文化成功地传承下去，保住了文明的火种。

化学家伊格纳齐·乌卡谢维奇发明了从渗油中提取煤油，发明了煤油灯。他还建设了欧洲第一批现代路灯，与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油井。伊格纳齐·多梅科是波兰大移民时代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智利为矿物学和采矿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还积极保障智利劳工的权益。齐格蒙特·福卢布莱夫斯基实现了氧气的液化。犹太眼科医生路德维克·柴门霍夫是世界语的发明者，他希望世界语可以让人们中立、公正、公平地沟通。柴门霍夫一生的理想是促进人类和解，消灭战争，反对民族主义。

1897年，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院旁边的棚屋内，一对蓬头垢面的身影正在闷热、简陋的实验室里紧张地工作，他们是皮埃尔·居里与玛丽·居里夫妇，玛丽的波兰全名是玛利亚·斯科沃多夫斯卡·居里（Maria Skłodowska-Curie）。与他们毫无防护的身躯紧挨着的是一块块有极强的放射性沥青铀矿与菱镁矿。1898年7月，居里夫妇发表论文，以“钋”（Po）命名他们发现的新元素，这是为了纪念她命途多舛的祖国。12月，居里夫妇将他们发现的第二个元素命名为“镭”（radium），拉丁文意为“射线”。居里夫妇为了证明两个元素的存在开始分离镭盐，这是非常繁重枯燥又危险的工作。1902年，他们花了三年时间终于从一吨沥青铀矿中提取出0.1g氯化镭。

1903年12月，居里夫妇凭借关于电离辐射的研究与亨利·贝克勒尔诺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因为发现镭和钋元素，并成功将其提纯，居里夫人获得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12年，波兰华沙科学学会邀请居里夫人担任实验室主任，她婉拒邀约，专注新成立的法国镭学研究所的建设。一战爆发后，居里夫人放下科研工作，自费用X光帮助100万法国士兵治疗伤病。1934年，居里夫人最后一次回到波兰，几个月后因为辐射导致的白血病去世。

居里夫妇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们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旧的量子物理学与化学观念，大力推动了核技术应用。放射性理论、分离放射性同位素以及发现了两种新元素是夫妇两人和无数科学家为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1948年，我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告别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回国，后者是他在法国学习原子能的导师。

1964年10月16日，巨龙在东方的怒吼响彻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