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对居住空间的控制权？

一种流行但未经证实的理论认为，这一切大约发生在某只猫第一次成功地坐在一块温暖的石砖上，并意识到只要它保持不动，人类就会围着它重新安排整个房间。此后，历史便不可逆转地滑向了一个由体型较小、态度较差、却普遍拥有更高生活质量的生物所主导的方向。

中世纪正是这一进程的关键阶段。

当然，如果你去询问当时的神学家，他们会郑重其事地展开一幅宇宙结构图（Great Chain of Being）：万物各安其位，上帝高踞顶端，其下依次是天使、国王、贵族、农民，再往下，是那些在泥泞中兢兢业业的牲畜。

这套体系听起来令人安心，甚至带有某种令人信服的对称美。然而，这一切有一个微小但致命的问题——它完全没有征询过宠物的意见。

假如你有幸采访到15世纪的一只长毛小狗，它大概会先花一点时间判断你是否值得被认真对待，然后告诉你：这条链子完全排反了。真正的顺序显然应该从谁能睡在床上开始往下排列，而不是谁最接近上帝。在那个更为实际的版本里，事情看起来大致是这样的：床上的宠物，其次是被允许靠近床的宠物，再然后是可以进入房间但需要自觉的动物，接着才是人类，而人类之间还要根据他们是否愿意分享食物进一步细分。

中世纪的人类确实建造了城堡、教堂，发明了繁琐的礼仪、神学争论以及关于灵魂去向的多种版本解释，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卧室里给狗让出位置，在餐桌旁容忍猫的存在，甚至在公共场合带着猴子。

如果你查阅中世纪相关图像资料，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却很少被解释的现象，场景中总有某种动物在做与主题毫无关系的事情。一只狗可能正专注于一块骨头，一只猫正在评估地板的热度是否合适，而一只猴子则很可能在思考如何把整件事变得更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物并不生活在“动物的空间”里。它们不在远离人类的角落，也不被严格限制在功能性区域。相反，它们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火炉旁、床脚、餐桌下，甚至在必要时，直接进入床铺本身。这种空间上的亲密，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长期协商的结果，尽管协商的一方显然没有发言权。

要证明宠物对中世纪上流社会的绝对统治，你只需翻开那些泥金手稿和昂贵的油画，这些画作相当于中世纪的“社交媒体”，而宠物们总是能在其中抢占重要位置。

拿15世纪早期的《贝德福德祈祷书》（Bedford Hours）来说吧，在一幅原本旨在严肃描绘百合花传说的插图里，画师极其诚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宫廷生态：一位身穿沉重盔甲的国王正在摆造型，而一位宫廷贵妇的脚边，赫然站着一只戴着昂贵项圈的棕色长毛小狗。这只小狗正抬头仰望着国王，那眼神绝不是敬畏，而更像是在评估那身铁皮罐头到底能不能咬得动。

再看看让·沃克兰（Jean Wauquelin）1448年的大作《海伦的故事》（L'Ystoire de Helayne）。在一个宏大的场景中，读者的视线不可避免地会被一只正趴着睡觉的小白狗所吸引。

而当视线转移到更私密的家庭空间时，宠物们的统治地位就更加赤裸裸了。在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16世纪早期那幅名为《夫妻》的画作中，一对穿着时髦得令人发指的夫妇坐在布置奢华的房间里。桌上铺着昂贵的进口地毯，男主人伸出手指，试图引起桌上一只被驯服的松鼠的注意。那只松鼠看起来对男主人的指头毫无兴趣，也许是在思考今晚的坚果配额。与此同时，女主人的左臂里稳稳地抱着一只戴着项圈的短吻白色长毛狗，在这个家里，它的地位显然排在男主人之前。

即便是面对死亡这种极其严肃的宗教命题，宠物们也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实用主义。在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惊世之作《七宗罪》左上角的圆形画面的背景中，一个可怜的垂死之人正躺在床上，周围围满了念念有词的牧师和其他宗教人物。然而，在这个充满临终圣礼的神圣时刻，画面一角有两名妇女坐在桌旁，她们的脚边安静地蹲着一只灰猫。这只猫并没有为垂死者哀悼，它只是在耐心地等待，如果那个人死了，也许今晚就能多出一份没人吃的炖肉。

在这些图像中，它们或许不是构图的中心点，但它们的存在不可或缺，它们是家庭空间的伴侣，也是那些昂贵地毯的鉴定人。

如果说世俗的贵族们喜欢用狗和猫来装点门面，那么中世纪的上层神职人员则将这种炫耀推向了一个荒诞的新高度：他们养猴子。猴子是一种依靠进口才能获得的宠物，它们不仅会咬人，还会偷东西，并且对《圣经》毫无敬意。但正因如此，它们成了主教们展示财富的最佳利器。

圣维克托的休（一位显然没有收到过猴子作为礼物的神学家）曾在一篇布道文中愤怒地抱怨道：

休的愤怒是完全有道理的。还记得达勒姆主教罗伯特·科奎纳吗？这位主教大人的猴子们不仅被宠坏了，而且还必须喂食剥了壳的杏仁。当教区农民们连黑面包都吃不饱的时候，主教府邸里的猴子们正挑剔地把不够脆的杏仁扔在昂贵的波斯地毯上。这种“猴子风尚”在神职人员的上层阶级中就像瘟疫一样流行。为了证明这种虚荣心到底有多严重，图像学和历史学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旁注：在1506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竟然向牛津大学新学院赠送了一个猴子形状的银质镀金盐罐。

不仅是猴子，红衣主教们对小宠物的痴迷也惹恼了不少正派的苦行僧。13世纪80年代，圣方济各会的编年史家萨林贝内·德·亚当（Salimbene de Adam）就幸灾乐祸地引用了与他同时代的休修士（看来叫“休”的修士都很容易发脾气）对红衣主教们的严厉斥责：

显然，在休修士看来，小哈巴狗的罪过已经和贪婪的亲戚们不相上下了。

不过，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室内宠物，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必须能被塞进极其紧密的个人空间里。身体上的接近是权力和亲密关系的标志。虽然体型小巧并不是成为宠物的绝对必要条件（毕竟有人养熊），但这确实极大地促进了这种亲密接触。因此，中世纪最受欢迎的宠物都是那些小巧、易于携带、且能随时充当便携式暖手炉的生物：小狗、小鸟，还有偶尔会被夹到手的松鼠。

在绘画表现中，密切接触已经成为了宠物的图像学标准特征。它们不是住在狗窝里，而是生活在极其亲密的个人空间里，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主人的怀里，或者主人的脚面上。在南荷兰14世纪的一本祈祷书中，有两个泥金首字母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一页的字母“D”那圆润的肚皮内，画着一位修女，她本该手捧圣经，此刻却怀里抱着一只戴着项圈的白色小狗。而如果你翻到后面一页的字母“S”里，你会发现一位世俗贵妇也摆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姿势，抱着一只相似的狗。

《马内塞古抄本》（约1300-1340年）中有一幅奇妙的微型画，巧妙地将寒冷的外部空间与温暖的内部空间联系了起来。著名的爱情诗人迪特马尔·冯·艾斯特为了追求浪漫，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卖货的小贩，可怜巴巴地坐在外面的一头驴子上，冻得瑟瑟发抖。而他的心上人则高高在上地站在门槛处，半个身子还在温暖的屋里。她正在漫不经心地检查诗人带来的商品，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她把她那只宝贝的白色小狗小心翼翼、严丝合缝地夹在自己的腋下。

如果说大人们将宠物视为虚荣的配饰和暖手炉，那么对于中世纪的孩子们来说，宠物或许是童年生活里唯一的理智之光。

在16世纪早期的一本法国祈祷书中，画师极其生动地上演了一幕家庭生活的温馨场景，房间里，一个女人正在火炉上做饭，她的一个孩子非常懂事地在前面添加柴火。在画面的前景，一个孩子正弯着腰不知在捣鼓什么，另一个孩子则在摇着摇篮，而在画面右边，一只短毛狗正在呼呼大睡。它戴着精致的项圈，尾巴舒适地卷曲着，对周遭婴儿的啼哭和柴火的劈啪声充耳不闻。在同一页的背面，一个孩子正恭敬地给一只白色短毛小狗递去一块面包。

说到猫，在城市环境中，它们绝对是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猫不仅擅长捕鼠，还具备一种神奇的液体属性，能够轻松适应极其狭小的城市生活空间，但这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风险。萨林贝内·德·亚当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247年的奇葩故事。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北部遗弃了一些城镇。当人类逃离时，很多宠物猫被留了下来，过着无拘无束的废土生活。这时，一个精明（且极其缺德）的捕兽人看中了商机，他想利用这些猫的皮毛大赚一笔。

“这个混蛋，”萨林贝内愤愤不平地写道，“在那些被烧毁的城市里，竟然用陷阱抓到了27只漂亮的猫！然后他把这些原本是宠物的可怜小家伙卖给了皮草商。毫无疑问，如果在和平时期，它们在这些城市里绝对都是养尊处优的宠物猫（domestici）！”萨林贝内是在伊莫拉居住时，亲自从那个得意洋洋的捕兽者嘴里听到这个故事的。那个贪婪的家伙带走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宠物猫，无论大小，连小奶猫都不放过。

萨林贝内显然是个猫奴，他对城市猫所面临的危险有着敏锐且充满同情的洞察力，他甚至在编年史中郑重其事地记录了1284年发生的一场“大瘟疫”——这场瘟疫不感染人类，只感染猫。这在中世纪可是一件大事，当猫倒下时，老鼠们就会举办狂欢节。

宠物们也是孩子们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混进了教科书。15世纪的一本儿童教科书就提到了一只名叫“白脚”的家狗，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被记录在案的宠物狗名字之一。而在另一本文法学校男孩的拉丁文课本中，甚至抄录了一首15世纪的打油诗：

在另一本小学生的课本中，还写着一首类似的诗，开篇就是：“在我家里有一只松鸦”。这个可怜的小学生被迫利用这首诗来练习修辞手法，描述这只鸟那吵闹的声音与其他动物有何不同。显然，在中世纪，除了养狗和猫，在家里养一只会学舌的松鸦也是一件非常时髦（且吵闹）的事情。

休·罗德（Huge Rhode）在他的《教养之书》中声嘶力竭地建议，仆人在准备主人的房间时，首要任务就是“必须避开狗，并赶紧关上门”。同样，约翰·拉塞尔在他的版本《教养之书》中也下达了粗暴的指令：“把那些该死的狗和猫赶出去，如果它们不走，就给它们一巴掌！”

但这有用吗？完全没有。在中世纪，试图把宠物赶出卧室，就像试图阻止雨水落入泰晤士河一样徒劳。宠物们在私人卧室里悠然自得。它们要么占据着床脚（要知道，床是中世纪卧室里最重要、最昂贵的家具），要么干脆就直接睡在床上。

在维托雷·卡尔帕乔（Vittore Carpaccio）的名画《圣乌苏拉之梦》（Dream of Saint Ursula，1495年）中，圣乌苏拉正在做着神圣的梦，而一只戴着项圈的短毛小狗则四平八稳地躺在她那张华丽大床的床脚，直勾勾地看着画外的观者，有趣的是，在卡尔帕乔的草图中，同一只狗（以及另一只在最终版本中不幸被剪辑掉的狗）也赫然在列。或许在画家的观念里，一只正在打呼噜的小狗是描绘一间合格卧室时绝对不可或缺的配饰。

在维罗纳的圣费尔莫马焦雷教堂（San Fermo Maggiore），皮萨内洛（Pisanello）在1426年创作的《受胎告知》壁画再次证明了宠物无处不在。大天使加百列站在左侧宣告神迹，另一侧的圣母正坐在布置典雅的卧室长凳上。而在画面前景，紧紧贴近圣母脚边、并抬起头警惕地看着那个带翅膀的闯入者的地方，站着一只戴着铃铛项圈的小狗。

宠物不仅在床上，甚至还会钻进被窝里。著名诗人约翰·高尔（John Gower，1330-1408）在他的作品《情人的忏悔》（Confessio amantis）中毫不避讳地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诗中深情（且带有几分嫉妒地）描述了情妇卧室里的宠物待遇：

当然，让宠物在床上或被子里睡觉，不仅会有卫生问题，有时还会引发致命的误会，在那些粗俗而滑稽的中世纪短篇故事集里，这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喜剧题材（尽管这些故事里的主角往往笑不出来），这种做法虽然未受道德谴责，但由此引发的“身份认错”却导致了一连串的灾难。

比如，13世纪流传着一个极其惊悚的“警世故事”：一位外出的骑士提前回家，走进昏暗的卧室，猛然看到妻子旁边的床单下有一个还在蠕动的声音，嫉妒心发作的骑士拔出剑，愤怒地将那个“奸夫”刺死。然而，当他气喘吁吁地掀开血淋淋的床单后，才崩溃地发现，他可怜的妻子只是在和她最心爱的长毛狗一起睡觉。

在另一个更加阴暗的故事中，一名骑士在情妇那漆黑的卧室里，因为摸到了毛茸茸的东西，误以为那是白天刚刚狠狠咬过他的那只恶犬，于是拔剑将其劈死。等点上蜡烛一看，他杀死的竟然是自己穿着皮草睡袍的情妇。

还有一个充满市井幽默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被傲慢女士拒绝的骑士，他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乔装打扮偷偷溜回女士的房间，并在黑暗中故意被女士那只脾气暴躁的猫抓伤。这位骑士在此次丢脸的事件后表现出了惊人的守口如瓶（毕竟被猫打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后来，这位女士反成了他的情妇，但当她提出要结婚时，这位骑士却连连摆手拒绝了：“我很愿意娶你，但我实在太害怕你那只猫了！”

这还不算最糟的。据说纽因顿（Newington）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女修道院院长，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因为她的猫觉得她的脸是全床最暖和的地方并趴了上去，结果院长在睡梦中被自己的猫给活活闷死了，这真是一种极其不体面的殉道方式。

当然，如果你的狗太聪明，你甚至会被宗教法庭盯上。因研究魔法和占星学而文明海因里希·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1486-1535）就养了两只狗：一只名叫“先生”的黑公狗和一只名叫“小姐”的母狗，阿格里帕对黑狗“先生”溺爱到了极点，不仅允许它在自己身边吃饭，甚至还让它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由于阿格里帕整天在研究那些晦涩难懂的魔法工作，他的一些充满偏见的同时代人坚信，那只总是在他床头打转的黑狗“先生”，实际上是一个伪装成狗的熟悉恶魔。

宠物们不仅在卧室里作威作福，它们还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见风使舵的角色。当理查二世那摇摇欲坠的王权最终被兰开斯特的亨利（后来的亨利四世）废黜时，理查最宠爱的那只名叫“马斯”的灰狗，展现出了令人发指的政治投机主义。

这只以前总是围着它那可怜的皇家主人讨好摇尾巴的狗，在看到理查失势后，立刻无视了他，毫不犹豫地跑到了亨利面前，并亲昵地蹭他的腿。亨利将这视为一个极佳的“吉兆”——毕竟，灰狗本身就已经是亨利家族的徽章图案之一。看到这只皇家御犬已经发出了如此明确且势利的赞成王权更迭的信号，亨利非常高兴，作为对它背叛前主人的奖励，他不仅收留了马斯，还特许它睡在自己的御床上。

在中世纪，换个主人比换个项圈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