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便发现了一个似乎通行于世的规律，即一个人的沉默程度与其年龄大小成正比。我曾向多位年纪稍大的同事咨询过这个现象，但得到的多是意味深长的一笑然后没有了下文。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引用过萧伯纳的一段话：

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

王小波在看到这段话后，便“痛下决心，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由此看来，王小波决定沉默 —— 至少在其早年期间——大抵是由于对世界复杂性拥有了足够的认识，于是决定还是闭嘴。

单以字面意思而论，萧伯纳倒并没有直接歌颂沉默的美德，而是陈述了「明辨是非」的困难。如果说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应当讲出其所不能够完全确信的观点，那么当一个有道德的人开始深刻理解到「明辨是非」的困难时，保持沉默似乎是维持其自身道德纯洁的最佳也是最容易的方法。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举例。假设以下场景：

如果要实现目的 A，用手段 B 需要 X 成本，用手段 C 需要 Y 成本，如果 X > Y，那么就选择手段 C 。

然而投射进现实里，这个推导处处可疑：

• 疑点一：你如何确保你对成本 X > Y 的判断是准确的。
• 疑点二：如何确保你的成本核算是全面并准确的？
• 疑点三：是否还有更好的手段 D。

这还仅仅只是在推导过程中会产生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不同的手段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以及其影响之影响。

对上述推导稍加修改下便可涵盖从清朝割地赔款到现代加班补贴等大部分话题。由此我也开始明白文章开头年龄与沉默的正比关系。年龄的增长加深了人对世界理解，并逐步扩大了其推导逻辑的复杂度，从而使得要得出一个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观点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当然上述只是出于个人主动沉默的理由，而且前提还是他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

我们假设现在有这样一个社会，这当然只是假设，显然不可能是我们当前生活的社会。假设一个社会，知识分子听到不同的观点想要人闭嘴，政府官员听到不同观点想要人闭嘴，民营企业听到不同观点都想要人闭嘴，公司上级听到下级抱怨想让人闭嘴 —— 最诡异的是最后人们还真的就同意闭嘴了。而这些人想要人闭嘴的动机，想必绝非出于对于「明辨是非」的道德顾虑吧。

明辨是非是否是发声的必要条件，我并不确定，但有一个可以肯定的是，集体性沉默并不能使得我们更加接近明辨是非。如果事实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明「辨」是非，那么，从更有建设性的角度来讲，至少做到明「辩」是非，这总是一个既符合我们道德，履行我们义务，也不影响社会利益的选择。何况明「辩」是实现明「辨」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你认同这个推导，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沉默的人是没有高尚道德的人，是对社会没有建设性帮助的人，无论他们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他们以何种理由进行辩解。

今天是五四运动百周年，与其纪念五四运动，我更愿意纪念五四时期的青年精神。我所认为的青年精神，就是对追求明「辩」是非的精神。这是一种主动的精神，进取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有道德的精神。这种精神允许了自己观点是错误的可能性，又有益于帮助自己和社会更接近于正确。这种精神传播了个人的观点，也吸收了他人观点。这是一种个人的精神，也是集体的精神。在雅典城邦有过这种精神，在孔子时代有过这种精神，在五四时期也有过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本身就是稀缺物，所以谁也不能够确信自己能够有幸经历能有这种精神的时代，毕竟人类在黑暗的中世纪度过了一千年，而一千年相当于 50 代人的青年时期。但倘若我们不幸是生活在那个中世纪 50 代人中的一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黑暗，什么才是光明，并做好自己是那最后一代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