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厂的日子，是从黑色开始的。
不是那种诗意的黑，是机油的黑、灰尘的黑、轮胎磨下来的黑粉末、柴油燃烧过后留下的黑烟。
每天早上换上工作服——其实也说不上是工作服，就是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外套，袖口和下摆都磨出了毛边——穿上不到一个小时，就变成了一身黑。黑里透亮的那种，机油渍干了以后硬邦邦的，像给衣服糊了一层壳。
我那时候经常站在修理厂门口的水龙头底下洗手，打一遍肥皂，搓，冲掉，再打一遍肥皂，再搓，再冲掉。一双手洗三五遍，指甲缝里还是黑的，掌纹里的黑色像刻进去的一样，怎么都洗不干净。后来我放弃了，那双手就一直是黑的，指甲边上一圈黑线，手心手背的纹路里全是油泥，像一个洗不掉的印记。
但那时候不觉得苦，真的不觉得。
修理槽是我最常待的地方。
那就是地上挖出来的一条沟，大概一米多深，两边砌了砖，沟底是水泥地，常年泡着一层薄薄的机油和水的混合物，踩上去滑腻腻的。车开上去，架在沟的两边，人就站在沟里，仰着头修底盘、换机油、拆变速箱。头顶上是汽车的肚子，黑乎乎的，排气管、传动轴、油箱，乱七八糟的零件像内脏一样悬挂在那里，滴滴答答往下滴油。
夏天的时候，修理槽就是一个蒸笼。
槽里的空间就那么窄，两边的砖墙把风挡得严严实实的，热气散不出去。头上的汽车被太阳晒了一天，铁皮烫得能煎鸡蛋，那热气顺着底盘往下压，人就夹在中间——上面是滚烫的铁，脚下是湿滑的油水，四周是闷得透不过气的空气。汗从头上往下淌，顺着额头流进眼睛，蜇得睁不开。
我经常在槽里一蹲就是大半天，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像是从油缸里捞出来的，衣服贴在身上，头发一缕一缕的，脸上的汗和机油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后来有一天，我开始慢慢发现一件事——
修理厂并不只是"修车的地方"。
车是从老汽车站那边来的。
有时候是中巴，有时候是跑武汉的大巴，坏了就停进修理槽。司机往往放下车就走，只留下一句"老肖，看看底盘"或者"刹车有点软"。
但有一种人会留下来。
售票员。
她们有的十七八岁，也有的二十出头，穿着干净的衣服，扎马尾，或者披着头发，脖子上挂着小包，里面装着零钱和票根。
从跑了一天的车上下来，她们脸上有点疲，但眼睛是亮的。
修理厂旁边有几把铁椅子，她们一坐下，就开始说话。
"小师傅，这车要修多久啊？"
她们叫我小师傅。
那时候我刚进厂不久，还在跟着师傅学，最多就是递工具、拧螺丝、帮忙打下手。
但被这么一叫，我心里会莫名一紧。
"快了快了，换个零件就好。"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要多久。
但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真的"在做事"。
她们会问我多大了，哪的人，怎么这么小就出来干活。
我说十五，从双流来的。
有时候她们会"哎呀"一声，说："这么小就出来了啊。"
语气里没有嘲笑，是一种很轻的惊讶。
我嘴上说没事，心里却有一点说不出的暖。
有时候她们会从车里递水果。
苹果、橘子。
"小师傅，辛苦了。"
我一开始不好意思接。
后来也就接了。
水果放在手里是凉的，但她们刚从车里递出来的时候，是带一点体温的。
修理厂就在老汽车站旁边。
所以你会同时听见两种声音：
一边是扳手敲铁的"咔、咔"声；
一边是车站里人上人下的嘈杂。
而我就在中间。
一身油污，站在修理槽里。
有时候我一边拧螺丝，一边跟她们聊天。
她们说路上抓逃票，说今天跑了多少公里，说乘客多麻烦。
我听着，有时候插一句。
她们就笑。
笑的时候，我也会笑。
那种笑很轻。
轻到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修车。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
那种开心，其实很简单。
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一个又黑又热的地方，被人叫了一声"小师傅"。
多年以后，我已经记不清她们的脸。
但我还记得修理槽的热气、机油味，还有那种短暂的轻松感。
像夏天车站旁的一阵风。
很短。
但真的吹过。
这是《底层重构》连载中的一章，后面的故事还在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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