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写这篇序言时，北非和中东正经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震撼，这场运动始于2010年12月17日，一名叫博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的街头小贩自焚激起大众的愤怒，进而点燃所谓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

埃及的贫穷是无法改变的呢，或者它的贫穷可以根除？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个顺理成章的方法是，听埃及人自己谈论他们面对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他们挺身反对穆巴拉克政权。二十四岁的哈梅德是开罗一家广告代理商的员工，她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时清楚地表达她的观点：“我们受到贪腐、压迫和劣质教育的荼毒。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改变的腐化体系中。”广场另一位示威者、二十岁的夏米是一名药学系学生，他表达相同的看法说：“我希望到今年底时我们能有一个民选政府，公民自由获得保障，而且我们能终结掌控这个国家的贪渎。”解放广场的抗议者异口同声谴责政府的腐化、无能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国内缺乏机会平等。他们尤其控诉压迫和缺乏政治权利。

当抗议者开始更有系统地表述他们的要求时，埃及抗议运动领袖之一、软件工程师兼部落客哈利勒（Wael Khalil）张贴了第一份十二项立即要求，全部集中在政治改革上。

对埃及人来说，导致他们落后的原因包括一个无能且贪腐的政府，一个让他们无法发挥才能、雄心和原创性的社会，以及他们所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们面对的经济阻碍，来自于政治权力在埃及由少数菁英行使与垄断的方式。

当辩论为什么埃及这样的国家如此贫穷时，大多数学者与评论家都强调完全不同的因素。有些人强调埃及的贫穷主要由地理条件所决定，因为这个国家大部分是沙漠，且缺乏足够的降雨，土壤和气候不适于高生产力的农业。其他人则指出，埃及人的文化特质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繁荣富裕。他们说，埃及人缺乏让其他国家繁荣兴盛的工作伦理和文化特质，而且还接受与经济成功相冲突的伊斯兰信仰

我们将论述解放广场上的埃及人的看法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的看法。事实上，埃及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它被一小群菁英统治，他们以图利自己的方式组织社会，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用来为掌权者制造庞大的财富，例如前总统穆巴拉克显然累积了七百亿美元财富。输家是埃及人民，而且他们有切身之痛。

英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变富裕，是因为它们的人民推翻掌控权力的菁英，创造了一个政治权利更广泛分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需要回应人民并对人民负责，而且广大民众都能够利用经济机会

要了解今日世界何以有这种不平等，就必须深入过去，研究各个社会的历史演进。我们将发现，英国之所以比埃及富裕，是因为英国（精确地说是英格兰）在1688年发生一场革命，促成了该国的政治转型以及伴随的经济转型。人民争取并赢得更多政治权利，而且利用这些权利来扩大自身的经济机会。其结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与经济演进轨迹，并在工业革命达到高潮。

及政治并未从根本上转型，只是把权力交给另一批菁英，而他们对于为埃及人民创造富裕的漠不关心也与鄂图曼和英国如出一辙

埃及过去曾发生过未带来改变的革命，因为发动革命的人只是接管被罢黜者的统治，重新建立类似的体系

他们也能利用政治制度，参与民主的过程，选举自己的代表，并在他们行为不当时将他们换掉。其结果是，政治人物会提供市民要求的基本服务（从公共卫生、道路、到法治等内容）

迪托雷多把赐封制整合成人头税，每个成年男性每年要以白银缴纳一笔固定额度的税。这是另一项设计来强迫人们进入劳动市场并压低西班牙地主支付薪资的计划。

在初期的掠夺和搜刮金银后，西班牙人建立了一套为剥削原住民而设计的制度。赐封制、米塔制、产品配销制和达拉欣制的设计，都是为了把原住民的生活压到勉强维生的水平，并为西班牙人榨取所有超过此一水平的剩余所得

我不会咬这种诱饵

由于无法胁迫当地人或殖民者，唯一的变通方法是给殖民者诱因。该公司在1618年开始实施“人头权制”（head-right system），给每名男性殖民者五十英亩土地，每多一名家庭成员则再给五十英亩，他们带至弗吉尼亚的仆人也并入计算。殖民者可以获得房屋，并且解除合约的束缚；而在1619年，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成立，实际上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订治理殖民地的法律与制度的权力。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起源

殖民地想在经济上能够生存的唯一方法是，创造能提供诱因的制度，让殖民者愿意投资和努力工作。

艾胥黎古柏和他的秘书、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创制了卡罗莱纳基本宪法。

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的是，美国（而非墨西哥）采用并实施支持民主原则的宪法、节制政治权力的使用，并把权力广泛分配给社会并非偶然

它提议废止所有形式的胁迫劳动，此外也攻击一些特权——例如，军方在自己的法庭接受审判的权利

美国宪法并未创造一个现代标准的民主政体。谁能在选举中投票留给各州自己决定

这些制度把社会建立在剥削原住民和创立垄断事业的基础上，因此而阻碍广大人口的经济诱因和创造力。

保护创意财产权的专利制度，最早是在1623年英格兰国会通过的独占法当中被制度化，部分原因是要阻止国王随意授予“专利书”给他钦定的人选，

和美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不同，墨西哥银行业几乎没有竞争可言。缺乏竞争意味银行可以向顾客收取很高的利率

在18世纪末美国宪法开始运作不久，一种类似后来墨西哥的银行体系也开始崛起。政治人物尝试建立州层次的银行独占，以便授予他们的朋友和伙伴，交换部分独占获利。这些银行也很快开始放款给制订法规的政治人物，就像墨西哥一样。但这种情况在美国无法长久持续，因为尝试建立这种银行垄断的政治人物必须面对选举和改选，不像墨西哥的政治人物不必接受选举考验。对政治人物来说，建立银行独占，然后放款给政治人物是很划算的生意，然而这对人民不是什么好事。和墨西哥不同，美国人民可以节制政治人物，并淘汰那些利用职权为自己牟利或为亲信制造独占的政客

两种情况的差别当然是你认识谁、你可以影响谁——以及，没错，你可以贿赂谁

在富裕国家，民众的身体更健康、更长寿，而且受的教育高得多。他们生活中也有渠道利用各种设施和选择，从度假到就业机会等等，而这些都是贫穷国家难以企及的。

他们通常也有不会随便逮捕和骚扰人民的政府，反而政府会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医疗、道路以及治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可以在选举中投票，对国家的政治方向有发言权。

国家和公民集体创造并执行。

经济制度塑造经济诱因

是政治程序决定了人民生活在何种经济制度下，而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程序如何运作。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公民有没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并影响他们如何行为。这又反过来决定政治人物是否为人民的代理人（尽管并非完美），或者能滥用委托他们行使的权力，或他们会不会篡夺权位以聚敛财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危害人民的利益。

个人才能在社会每个层面都很重要，但仍然需要一个制度架构来将它转换成有用的力量

美国的经济制度能让这些人轻易开创企业，不必面对无法攀越的障碍；美国劳动力市场让他们能雇佣合格的员工，而相对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则让他们能扩展公司和行销产品。

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

如果回溯到一百年前或一百五十年前，你会发现两个类别几乎都是相同的国家

早在18世纪伟大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已发现，富裕与贫穷呈现出地理的集中，并为这种现象提出一种解释。他宣称热带气候下的人民倾向较懒惰，缺乏探究的精神，因此不努力工作，不知创新，这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孟德斯鸠也推论，懒惰的人倾向被专制君主统治，暗示热带地理位置不仅可解释贫穷，也能说明一些与经济失败有关的政治现象，例如独裁政治。

热带国家原本就容易贫穷的理论，虽然与近来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博茨瓦纳相矛盾，仍旧被一些人大力提倡

美洲热带地区当时比温带富裕得多，这意味热带贫穷这个“明显的事实”既不明显、也非事实。而今日美国和加拿大远为富裕，与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的情况完全逆转

南亚尤其是印度次大陆，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民，曾经比亚洲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原住民更是如此。但那种情况也已大幅逆转，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兴起成为亚洲的富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富裕更超越几乎所有亚洲国家。

每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出——如此低的主要原因，与土壤品质无关，而是土地所有权结构的结果，以及政府和制度为农民创造的诱因所造成。

南美洲的地理条件显然比北美洲具有优势。

中国和印度从极丰富的动物和植物物种、以及欧亚大陆的方向获益良多，但今日世界大部分的贫穷人口却在这两个国家。

在1492年之前，墨西哥中部谷地、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文明，都拥有比北美或阿根廷与智利等地更高的技术和生活水平。虽然地理条件没有改变，欧洲殖民者实施的制度却制造出“命运逆转”的发展

地理因素不但无助于解释今日世界各部分的差异，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像日本和中国等许多国家先经历长期停滞、然后展开快速成长的过程

许多人曾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不利于经济成长，然而现在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却被认为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长引擎，其重要性受到大声宣扬。

其他面向如人们彼此信任的程度、或能不能互相合作虽然重要，但它们大多是制度的结果，而非独立的原因

首度姆班扎有六万人口，规模与葡萄牙首度里斯本差不多，比伦敦更大，伦敦在1500年的人口大约五万

许多刚果人被俘虏并卖为奴隶——完全不是能鼓励投资来增进长期生产力的环境

阿根廷和乌拉圭属于欧洲裔的人口比例，比加拿大和美国还高，但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经济表现只能以不理想来形容。日本和新加坡的居民绝少欧洲后裔，但两国的富裕程度不亚于西欧许多部分。

最后一个解释为何某些国家贫穷、某些国家却富裕的流行理论是无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抱持的看法，而他们的概念则源自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35年提出的著名定义：“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恩克鲁玛必须用它们来收买政治支持，以维系他非民主的政权。

过去半个世纪饱受不安全的财产权与经济制度危害而让大部分人民变穷的非洲国家，它们的领导人并非因为认为那些是好的经济政策所以采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牺牲他人为自己图利并逃过制裁，或者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经济政策是好的政治策略，可以借由收买重要菁英阶层的支持而维系自己的权力。

他采用那些经济政策是因为它们对政治有好处，让布西亚能够转移资源给政治权力强大的群体，例如在都市地区需要被满足的人。价格控制榨取农业，把便宜的食物卖给都市选民，并创造收入供政府支出

货币贬值的即刻结果是暴动和加纳首都阿克拉人民的不满，导致形势失控

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政治人物的无知，而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造的诱因与限制。

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做错

要了解这一点，你必须超越经济学和专家对于怎么做最好的建议，去研究“那些决定是如何做成的、谁有权力做决定、以及为什么那些人决定要做他们所做的事”。这是在研究政治和政治过程。

达成富裕取决于解决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学假设政治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它无法对世界不平等得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解释世界不平等，仍然需要经济学，来了解不同类型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诱因与行为，但它也需要政治学。

1950年6月北韩军队入侵南韩，粉碎了冷战不安定的和平

北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三十八度线以南的亲人少十年

国家在经济成功上的差异是因为制度不同，也就是影响经济运作的规则，以及激励人的诱因不同。

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是纯粹的宣传，目的是强化政权的正当性

要成为广纳式经济制度，必须具备安全的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且提供公共服务让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交易和缔结契约；

安全的财产权、法律、公共服务和自由签订合约与交易都仰赖政府，仰赖强制能力的机构来维持秩序，防止盗窃和诈欺，并使民间各方当事人遵守合约。

政府因此无可逃避地与经济制度紧密交织，且往往是公共服务的关键提供者。广纳型的经济制度需要、且实际上借助政府的力量。

这类制度我们称为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因为这类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向社会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以使另一部分人获利，所以称为榨取

他们无法促发人才幼苗结为果实。他们有许多潜在的盖茨，或者一、两位未受教育的贫穷农民有着爱因斯坦的天才，但被胁迫做他们不想做的工作，或被强征在军队服役，因为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实现一生的志向。

虽然广纳式的制度可能对国家的经济繁荣有益，但某些人或群体，例如北韩的共产党菁英或巴巴多斯殖民地的蔗糖农场主，可能从榨取式的制度获得更大利益

当为了制度而发生冲突时，事情会如何发展取决于哪些人或群体在政治比赛中获胜——谁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取得额外的资源，以及形成更有效的联盟

如果权力的分配很狭窄和局限，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属于专制（absolutist）制度

能使用权力的人就能设立经济制度来为自己谋利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由社会付出代价

索马里的政治权力长期以来就分配很广泛——几近多元政治。但没有实质的权威可以控制或制裁任何人的行为，社会分裂为强烈敌对的宗族，彼此无法互相支配

索马里的政府缺少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权或政府集权，因此无法执行最起码的治安以支援经济活动、贸易，甚至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

“正当使用暴力的独占权”。没有这种独占权和它需要的集权，政府无法扮演维持治安的角色，更不可能提供公共服务并鼓励和规范经济活动

榨取式政治制度集中权力在少数菁英手中，权力的行使很少受到节制。经济制度通常也由这些菁英建立，用以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榨取资源。榨取式经济制度因此自然伴随着榨取式政治制度。事实上，它们生来就必须依赖榨取式政治制度才能存活。广纳式政治制度广泛地授予权力，通常能消除剥夺多数人资源、建立进入障碍、和压制市场机能以为少数人谋利的经济制度。 例如，在巴巴多斯，建立在剥削奴隶基础上的农场制度，如果没有压制并将奴隶完全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存在。造成数千万人陷于贫穷、只造福少数共产党菁英的北韩经济制度，若非在共产党的绝对政治支配下，势必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榨

榨取式政治制度集中权力在少数菁英手中，权力的行使很少受到节制。经济制度通常也由这些菁英建立，用以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榨取资源。

当既有的菁英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遭到挑战，且新来者突破压制时，新来者也同样只受到极少束缚。他们因此有诱因维持这种政治制度，并创造类似的经济制度

广纳式经济制度也倾向会削弱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少数统治菁英所能享受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制度将面对市场的竞争，且将受到社会其他人的合约与财产权的限制

政治与经济制度终究是社会的选择，

但这意味制度的选择——亦即制度的政治学——是我们探索国家成功和失败原因的核心

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

1733年英国发明家凯伊发明飞梭，是纺织机械化第一次重大进步之一，他的房子在1753年被卢德派人士纵火烧毁

在专制政权中，有些菁英可以利用权力建立他们偏好的经济制度

榨取式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国王控制长途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只对与他有关系的人开放。

除了叛乱以外，没有人可以阻止国王拿走人民的财物和身体。

即使经济制度是榨取式的，菁英能直接分配资源给他们控制的高生产力活动时，成长仍可能发生

苏联仍能达成快速经济成长，因为它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资源从（资源利用效率极低的）农业转移到工业。

第二种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出现在政治制度允许某种程度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发展的情况。

即使到今日，政府和共产党在决定哪些部门和哪些公司可获得额外资本与可以扩张，仍然扮演核心角色，并在这个过程中，决定产业和公司的成功与失败。

如果没有政治集权，苏联或中国将无法调节经济活动，把资源转移到高生产力的领域。因此不同的榨取式政治制度间有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即政治集权的程度。如果没有政治集权，例如像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那样，连有限的成长都很难达成。

正如我们后面会讨论到的罗马帝国和玛雅城市的崩溃所显示，政府掌控权的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台面下进行，而且会定期加剧并导致政权的毁灭，它可能转变成内战，有时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溃。

当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具备广纳的特性、而且发生成长时（就像南韩的情况），永远会有经济制度转变得更具榨取性，并使成长停止的危险。政治权力的控制者最后将发现，利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扩大他们享有的大饼，甚至窃取和掠夺他人利益，对他们自身的获利会比支持经济进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最后会摧毁经济富裕的基础，除非政治制度也从榨取式的变成广纳式的。

有人坚称阻止这种骇人的恶疾最可靠的办法是大量喝酒，尽可能享受人生，大声唱歌作乐，一有机会就满足人的渴望，并把一切事情视为大笑话般不放在心上

农民因为他们“奴仆”的地位而被称作农奴，他们与土地绑在一起，未得领主允许不得迁居到它处；而领主不只是地主，也是法官、陪审团和警察。这是高度榨取式制度，财富从众多农民往上流向少数领主。

其间运作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大同小异，劳工一样短缺，人们开始要求更大的自由。但在东欧，一个更强大的相反趋势兴起，较少的人口意味较高的工资和广纳式劳动市场，但这给领主更大的诱因想让劳动市场维持榨取性，让农民维持农奴地位。

不同的群体竞争权力，挑战他人的权威，并尝试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制度

光荣革命限制国王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把决定经济制度的权力交给国会。另一方面，它对更广泛的社会部门开放政治，让更多人对政府运作的方式有更大的影响力。光荣革命是创造多元化社会的基础，它本身则以一个政治集权的过程为基础，并加速这个过程。它创造出全世界第一套广纳式政治制度

光荣革命让这些情况为之改观。政府采取一套为投资、贸易和创新提供诱因的经济制度，坚定地执行财产权，包括赋予创意以专利权体现的财产权，因此大力刺激了创新

这场革命的强大力量来自于为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创造出获利机会的市场，因为市场的广纳式性质容许人们把才能投入到合适的商业类别。它也仰赖教育和技术，因为通过较高水平的教育（至少以当时的标准看），有远见在事业上采用新科技、并雇用有技术的工人来运用新科技的创业家才得以崛起。

有渠道通达市场

我希望这将带给我很大的利益，因为目前已经有可观的需求

瓦特受到他预期的市场机会的激励，即大不列颠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可观需求

光荣革命之前的许多事件造就出一个广泛而强大的联盟，足以对君主及其官员的权力设置持久的束缚，使他们被迫接受这个联盟的要求

1608年建立魁北克市，做为新法国（今日加拿大）的首都

在英格兰，专制统治的反对者似乎远为壮大

从现况得利的人既富裕又有组织，他们可以有效对抗会抢走他们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的重大变革。

这些差异在开始时都很小，但它们不断累积，制造出一个制度漂移的过程。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会在一个遗传漂移的过程中，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不断累积而慢慢漂离，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逐渐漂离

这些群体的胜利无疑与大西洋贸易兴起带来的关键时期有关，大西洋贸易不仅让许多商贾致富，且敢于与王室对抗。但在一个世纪前，英格兰有没有能力控制海权、在加勒比海和北美洲许多地方殖民，或攫取与美洲及东方贸易的庞大利益还大有疑问。伊莉莎白一世或在她之前的其他都铎王朝君主，都未建立一支强大而统一的海军。英格兰海军仰赖私人武装船和独立的商船，威力比西班牙海军差很多，尽管如此，大西洋的获利吸引这些私人武装船，挑战西班牙独霸的海权。1588年，西班牙决定终结这些对其独霸海权

建立一支强大而统一的海军。英格兰海军仰赖私人武装船和独立的商船，威力比西班牙海军差很多，尽管如此，大西洋的获利吸引这些私人武装船，挑战西班牙独霸的海权。1588年，西班牙决定终结这些对其独霸海权的挑战，并阻止英格兰干预当时正抗反西班牙、争取独立的西属尼德兰。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派遣强大的无敌舰队（Armada

这些群体的胜利无疑与大西洋贸易兴起带来的关键时期有关，大西洋贸易不仅让许多商贾致富，且敢于与王室对抗。

二战后数十年间殖民主义的终结，为许多前殖民地创造了关键时期，不过，在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和亚洲许多国家，独立后的政府只是重复米歇尔斯书中描述的情节，重演并加强过去政权的恶行，且往往严重窄化政治权力的分配，取消制衡，和摧毁经济制度中原已稀少的诱因，而这些诱因却攸关投资与经济进步。

建基于广纳式制度与长期经济成长的市场经济在18世纪的英国兴起，带来传遍全世界的影响

一个始于1607年建立詹姆斯镇殖民地、并以独立战争和实施美国宪法达到最高点的过程，

它也引导到一个有着多元政治制度政治集权政府。然后工业革命迅速散播到这类国家

有一种将历史事件视为根深蒂固的力量造成的无法避免结果的倾向。虽然我们很强调过去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制造出恶性和良性的循环，但偶发性总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明朝皇帝认为，不断扩展的长程贸易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创造性破坏会威胁他们的统治。

是世袭职业类别的直系后裔。贝克尔烤面包，库柏制造桶子，史密斯则铸造金属

现代盎格鲁撒克逊姓氏如贝克尔（Baker）、库柏（Cooper）和史密斯（Smith）都是世袭职业类别的直系后裔。贝克尔烤面包，库柏制造桶子，史密斯则铸造金属

明治维新。这场政治革命促使日本发展出较广纳式的政治制度与更加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奠定了随后日本的快速成长，而中国继续沉沦于专制统治。

南韩、台湾和后来的中国大陆，各自通过类似日本曾走过的道路，达成了二战以来飞速的经济成长

不过更常发生的是，快速成长突然停顿，例如阿根廷或苏联，是因为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已走到尽头。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争夺榨取战利品的内斗导致政权崩溃，或因为榨取式制度本身缺少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导致持续成长受到限制

鄂图曼实施的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土地没有私有权，完全属于国家拥有

如在巴勒斯坦，情形严重到从16世纪末开始农民便纷纷离开最肥沃的土地，迁往更能防备盗贼的山区

虽然鄂图曼的改革者谈到引进土地私有权以提振农业生产力，但政治控制和征税的渴望使旧制度始终持续不坠

这个不平等的模式是：从18和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并进一步扩散到西欧和欧洲移民殖民地的经济差异过程；

而崩溃的原因若不是榨取式制度本身的成长极限，就是迈向广纳式制度的努力未竟其功。

榨取式制度从其根本逻辑来看，必须能创造财富以供榨取。独占政治权力并控制一个集权政府的统治者，可能实施某种程度的治安和规范制度，并刺激经济活动。 但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在性质上不同于广纳式制度带来的成长。

独占政治权力并控制一个集权政府的统治者，可能实施某种程度的治安

榨取式制度从其根本逻辑来看，必须能创造财富以供榨取。独占政治权力并控制一个集权政府的统治者，可能实施某种程度的治安和规范制度，并刺激经济活动

这种成长不会是需要科技进步的持续成长，而是建基于既有科技的成长。苏联的经济轨迹提供了鲜明例子，说明权威和政府提供的诱因可以在榨取式制度下带领经济成长，以及这种成长最终会停顿和崩溃。

“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I’ve seen the future，and it works.）

斯大林式的经济成长很单纯：借政府命令发展工业，并通过向农业课征高税率来为发展工业取得必要的资源。苏联共产党政府缺乏有效的税务系统，因此斯大林便将农业”集体化“。这个过程必须废除土地私有权，并将农村所有人聚集在由共产党管理的巨大集体农场。这让斯大林更容易攫取农业产品，用来喂养所有兴建新工厂以及在工厂工作的人。这为农民带来悲惨的后果。集体农场完全缺乏让人努力工作的诱因，导致生产大幅减少。大部分产品被榨取后，留下的粮食已不够吃，人民开始饥饿至死。到最后可能有六百万人死于饥馑，数十万人在强迫集体化中遭谋杀或放逐到西伯利亚。

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自己做决定，是让社会有效利用资源最好的方法，当政府或一小群菁英控制所有资源时，将无法创造出正确的诱因，人们的技术和才能也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

从1928年到1960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6%，可能是截至当时历史上的最快速的经济成长

成长如此快速，以至于数代的西方人受到欺骗。不只是史蒂芬斯，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明就里，甚至苏联自己的领导人也被快速的成长蒙骗

直到1977年，英国经济学家写的主流教科书还宣称，从经济成长、提供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甚至在创造人的利他动机各方面来看，苏联式的经济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可怜的西方资本主义只在提供政治自由方面表现较佳。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写作、最被广泛使用的经济学大学教科书，也再三预测苏联经济霸权的到来。在1961年版的书中，萨缪尔森预测苏联的国民收入有可能在1984年超越美国，或很可能在1997年。1980年版中，他的分析仍旧没有改变，只是把两个时间延后到2002年和2012年

因为缺乏创新和经济诱因导致无法继续进步。苏联能够持续创新的唯一领域是，投入庞大努力的军事和航天科技

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连续拟定并执行五年计划的优点是，可以采取理性投资和创新所不可或缺的长期观点。然而在现实中，苏联工业的实际作为却与五年计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五年计划经常修改和重写，或者完全被忽略。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命令进行，而他们经常改变想法，且往往全面修改先前的决定

斯大林本人在1937年曾说：“只有官僚会认为，规划的工作在计划拟出后就已结束。计划真正的方向只有在计划拟出后才开始发展。”

斯大林的反应是逮捕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或枪毙

表现低于潜力永远是达成目标和拿到红利最好的方法。每月支付红利使每个人只顾及现在，而创新却是牺牲今日以便明日获得更多。

中央计划就是难以取代18世纪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称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当计划是规定生产以吨计算的钢板时，制造出来的钢板便太重；当规定是以面积计算时，制造出的钢板便太薄。当计划规定吊灯以吨计算时，生产出来的吊灯便太重，重到无法吊在天花板上。

到1940年代，苏联领导人已经很了解这些错误的诱因（即使那些西方的仰慕者还被蒙在鼓里）。苏联领导人的做法是把它们当成技术问题，是可以修正的

举例来说，由于创新红利受限于一家公司的薪资预算，这立即降低了产生或采用任何可能会减少劳动力的创新。

在1940年6月，一项法律把旷职（定义是只要有二十分钟未授权的缺席，或甚至只是在职位上的怠工）订为刑事犯罪，可能被判处六个月苦役或减薪25%的处罚。各种类似的惩罚纷纷祭出，且执法的次数出奇频繁。从1940年到1955年，有三千六百万人触犯这类法律被判有罪，约占成年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一千五百万人被送进监牢，有二十五万人被枪决。

你可以把人送进工厂里，但你无法强迫人思考，也无法借威胁要枪毙他们来让他们想出好点子。

这种成长靠政府命令达成，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基本经济问题，但刺激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需要个人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创意，而这在苏联式的经济制度中不可能办到。苏联的统治者必须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才能办到，但这么做将危及他们的政治权力。

自有历史以来，大多数社会都曾被榨取式制度统治

利利人男性往往三十五岁才结婚，且只有在结婚后才在田里工作

鼓励经济活动当然符合夏姆和他手下的利益，因为若非如此就没有东西可供榨取。

农耕放牧和狩猎采集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前者建立在驯化动植物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手段干预这些物种的生命周期，根本基因以使它们对人类更有用。

能更有效储存和积累粮食，一定是采用定居生活方式的重要诱因。

拥有超过所能搬移的资产，迁居就成了比较不吸引人的选项

因此聚落需要更有效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更细致的财产观念。必须决定谁能取得村落附近的哪一块土地，或谁能从哪些树丛摘取果实，或从溪流的哪一部分捕鱼。

为了让定居生活出现，很可能狩猎采集者必须被迫定居下来，而这必须先有制度创新，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变成政治菁英的群体手中，以便执行财产权、维持秩序，并借由他们的地位榨取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而获得利益

只要有一个从榨取获益的菁英，就有一个想取而代之的非菁英。

玛雅经验不仅显示在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可能性，也证明这类成长具有另一种根本的限制：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最后导致不同群体和人民为了成为榨取者而争斗，进而造成社会和政府的崩溃。

世纪中叶则达到四十座。

库乎尔阿华向农民征收贡赋，并组织劳动力以兴建宏伟的纪念建筑

进步只在少数部门发生，都是大量注入资源、且创新受到丰厚奖励的部门，其目的是要与西方竞争

当这些制度为菁英创造可观的收益时，其他人会有强烈的诱因想取代既有的菁英。内斗和不稳定因此成了榨取式制度天生的特性，而且它们不只制造出更低的效率，还往往反转既有的政治集权，有时候甚至导致治安完全崩溃而陷于混乱，如同玛雅城邦在相对成功的古典期之后所经历的情况

虽然天生受限，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在启动时看起来仍然可能非常可观。许多苏联人和更多西方人对苏联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成长都崇拜不已，就像今日他们对中国飞快的经济成长感到目眩神迷

第三个创新是新总督必须选读限制其权力的就职誓词

从1314年起，威尼斯政府开始接管贸易，实施贸易国有化。它建立国家船队从事贸易，从1324年开始对想从事贸易的个人征收重税。长程贸易变成贵族的专利。

与地理或文化理论的说法相反，在17世纪广纳式制度迈出决定性步伐的英格兰是一个落后地区

罗马崩溃导致封建制度形成，而封建制度的副产品之一是奴隶制度式微，促使不在君王和贵族影响力范围之内的城市开始出现，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一套统治者政治权力被削弱的制度。黑死病就是在这种封建基础上带来一场浩劫，并进一步强化了独立城市和农民的地位，减损君王、贵族和大地主的权势。

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官管理一年，由于行政官每年选举一次，且行政官人数有许多，因此降低了任何人巩固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平民的权力借由“脱离”行动而逐渐巩固，这是一种由平民、尤其是士兵发动的罢工形式，他们会撤离到城外的山上，拒绝与行政官合作，直到他们的不满获得解决。这种威胁当然在战争时特别重要

当雪片飘落，它们会夹带大气中的微量污染物，尤其是铅、银和铜等金属。

但哥特人、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对抗罗马的成功，只是罗马衰亡的征兆，而非原因。

赛维鲁斯是所谓五帝之年(year of the Five Emperors)的第三位皇帝

虽然一些贤明的皇帝如图拉真、哈德良和下一个世纪的奥利略能止住罗马帝国的衰颓，但他们无法或不愿意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这些皇帝都未曾提议放弃帝制，或重新创造像罗马共和那样有效的政治制度。

在提庇留皇帝统治的时代，有一个人发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将它献给皇帝，并期待获得一笔大赏赐。他展示自己的发明，提庇留问他是否告诉过任何人。当那个人回答没有后，提庇留下令将他拖出去处死，说“免得黄金变得像泥土那样没有价值”。这则故事有两个有趣的点，第一是那个人一开始就去见提庇留希望获得赏赐，而非自己成立事业，借出售玻璃赚钱。这显示罗马政府在控制科技上扮演的角色。第二，提庇留很愿意摧毁那项创新，因为它会带给经济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害怕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效应

发明被拒绝，原因是创造性破坏的威胁，主要不是因为对经济的冲击，而是担心政治上的创造性破坏。

必须让罗马平民保持忙碌和温顺，所以有工作给他们是好事，例如搬运石柱

我们已阐述过创新来自新的人才想出新点子、针对旧问题发展新解决方法。在罗马从事生产的人是奴隶，和后期的类奴隶佃农，他们没有创新的动机，因为任何创新的受益者是他们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

正如我们会在本书多次看到，建基在压迫劳工的经济体，以及奴隶和农奴这类制度都是出了名的缺少创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尽管有这么不堪的历史，第一个真正广纳式的社会却从英格兰崛起，工业革命也在此开展。我们在前面谈到，这是微小的制度差异与关键时期之间一连串交互作用的结果

带来了定居生活、阶级制度和不平等——简单的说，就是榨取式制度

历史因素塑造制度的发展方式，但这并不是一种单纯、注定、累积的过程

虽然比起大多数伟大的亚洲文明如印度和中国，欧洲并不特别富裕，但在一些关键方面却与这些国家组织大不相同。例如，欧洲已发展出在其他地方未曾见过的代议制度。这些差异将在广纳式制度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些群体已开始向他们的君主要求更安全的财产权、不同的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发言权

我看着母亲和姐妹坐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操作她们的织针。如果衣物是由两个针和一条线制作，为什么不用好几根针来操作那条线？”

这个重大的想法就是纺织生产机械化的肇始。威廉·李开始着迷于制造一部可以让人从无尽的手工针织解放出来的机器。他回忆说：“我开始忽略对教会和家庭的职责。我对这部机器和制造它的想法啃噬我的心和脑。”

她拒绝授予威廉·李专利，并表示：“你的理想远大，李大人。你想这项发明对我穷困的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它将因为抢走工作而毁了他们，令他们沦为乞丐。“

两位君主都担心长袜生产机械化会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它会让许多人失去工作，制造失业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权力。织袜机是保证能大幅提高生产力的一项创新，但也势必带来创造性破坏。

对威廉·这项杰出发明的反应凸显出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害怕创造性破坏是新石器革命到工业革命间生活水平未能持续提升的主要原因

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变富裕，但也牵涉到汰旧换新，以及破坏某些人的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

为了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我们需要新科技、做事情的新方法，而这些新创意往往来自像威廉·李这种新加入者。社会也许因而变富裕，但它启动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会危及那些采用旧科技者的生计，例如因威廉·李的科技而失业的手工编织工人。更重要的是，像威廉·李的织袜机这类重大创新也威胁到既有的政治权力。最后导致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反对授予专利给威廉·李的真正原因，不是担心那些可能因为机械化而失业的人，而是担心他们自己变成政治上的输家——他们担心因为新发明而失业的人制造政治动乱，危及他们自身的权力

创造性破坏会带给他们很大损失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不仅不会是引进创新的人，而且往往会抗拒并阻碍这类创新

有时候榨取式制度能够创造经济成长，例如前面两章讨论到的，尤其是当它们含有一些广纳性元素时，如威尼斯和罗马的例子

它们创造的成长无法长久持续，并因为缺乏创新而走到尽头，也因为想从榨取得利而引发政治内斗

在1215年，国王手下的贵族菁英，联合起来对抗约翰王，迫使他在伦尼米德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这份文件制订了一些挑战国王权威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它确立国王必须咨询贵族才能征税

约翰王不喜欢大宪章，等贵族一散会，他立即让教皇宣告它无效。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大宪章的影响力持续不坠。英格兰已跨出迟疑的第一步，迈向政治多元化。

尽管是由菁英组成，英格兰国会发展出两个独特的性质，第一，它不只代表与国王紧密结盟的菁英，也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如商业和工业，以及后来的”绅士阶级“（gentry）这个代表商人与向上流动的农民的新阶级。

许多国会成员持续反对君王扩权的尝试，他们变成英格兰内战和后来的光荣革命中对抗君权的中流砥柱。

政治集权的过程实际上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专制，因为国王和他的亲信可以镇压社会中其他有权力的团体。这确实是有人反对政府集权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曾讨论的。不过，与这种反对力量相反，政府体制的集权化也可能激发出对某种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就像英格兰都铎王朝发生的情况。当贵族与地方菁英意识到政治权力将愈来愈集权化，且这个过程已经很难阻挡时，他们势必要求对这种集中的权力如何行使拥有发言权。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英格兰，这意味这些群体更努力让国会变成制衡王室的力量，并取得一部分控制国家运作方式的权力。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冲突扩大，导致有能力对王室和政治菁英提出要求的各类群体变得更广泛。1381年的农民起义是一大关键，此后英格兰菁英遭到一连串平民起义的打击。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不仅发生在国王与诸侯间，也从菁英阶层流向平民。这些改变加上国王权力愈来愈受到限制，使得反对专制的广泛联盟能够兴起，进而为多元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一个人住在用独占的砖头盖的屋子里，窗户……使用独占的玻璃；以独占的煤取暖（在爱尔兰则用独占的木柴），放在独占的铁制造的壁炉里燃烧……他用独占的肥皂洗澡，衣服用独占的淀粉上浆。他穿着独占的饰带、独占的亚麻布、独占的皮革、独占的金线……他的衣服搭配独占的腰带、独占的纽扣、独占的别针。它们以独占的染料染成。他吃独占的奶油、独占的葡萄干、独占的薰青鱼、独占的鲑鱼、和独占的龙虾。他的食物以独占的盐、独占的胡椒粉、独占的醋调味……他用独占的笔，在独占的书写纸上写字；（通过独占的眼镜，在独占的蜡烛光照下）阅读独占的印刷书籍。“ 这些独占项目以及其它更多项目，授予个人或团体控制许多货品生产的独家权力。它们阻碍了攸关经济繁荣的人才配置。

王室有能力授予独占权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常被用来授予独家权利给国王的支持者

他采用强制借贷政策，意即人民必须“借钱”给他，而且他单方面改变借贷条件，拒绝偿还他的债务。

他也削弱司法的独立性，并尝试干预法律案件的结果。

许多人支持王室是因为他们被授予有利可图的独占权，

权利宣言也主张君主不能暂停或废除法律，并重申未经国会同意而征税为违法

暧昧不清的条款如第八条说“国会成员的选举应该自由”，但未注明如何界定“自由”。

由于许多国会成员大举投资在贸易和工业上，保障财产权攸关他们的利益

比国会议员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初期萌芽的多元特性。英格兰人现在有渠道可以贴近和利用国会和国会制订的政策与经济制度，这是以前由国王主导政策时无法企及的

到18世纪初，任何能提供必要担保品的人都能取得贷款。

然而政府规模的扩大只是政治集权过程的一部分，比这更重要的是政府运作方式的特性，以及控制政府的人、和为政府工作的人行为的方式

1688年后，政府开始更仰赖人才而减少政治性任命，并且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管理国家的架构。

8月31日，梁启超预言：“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之间，此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由此引发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更重要的是因为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重新建构，变得对创新者和创业家更有利，而其基础则是确立了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财产权。

国会代表社会上颇大一部分人、赋予这些人权力并倾听他们的意见——意味这些进入障碍不会扼杀其他工业家

多元的政治制度意味所有这些不同的团体现在都可以通过选票、以及更重要的请愿等渠道，来参与国会的政策过程

到1760年，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改善过的和新规定的财产权、改善的基础建设、经过变更的财政制度、更容易取得的融资，以及对贸易商和制造商的积极保护——开始发挥功效。从这一年以后，专利发明的数量开始大幅跃增，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突飞猛进开始显现。创新在很多方面发生，反映改善的制度环境。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动力，最有名的是使用蒸汽机的转变，而这要归功于瓦特在1760年代的点子。

在18世纪稍早，手工纺织要花五万小时纺完一百磅棉花，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只花三百小时，而自动纺纱机只需要一百三十五小时。

正如那些杰出的运河工程师之前没有运输的背景，卓越的公路和铁路工程师也一样

更重要的是史蒂芬森的发明，他的父母都不识字，但他发明了著名的“火箭号”火车

新的人和新创意对这个转变极其重要。以运输创新为例，在英国出现了数波这类创新：先是运河，然后是公路，最后使铁路。每一波创新都是新人贡献的

随着工业经济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扩张，新工厂业主和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抗议他们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违背他们利益的政府政策

由于工人集中在新工厂和工业中心，组织动员和暴动也变得更容易

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准备举行抗议政治制度和政府政策的集会。

六万名抗议者聚集在广场，许多人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取消谷物法”、“普选权”和“投票选举”（亦即秘密投票，而非像1819年时的公开投票）

让制造商在国会可以有代表。

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并大步迈进，原因是英国独特的广纳式经济制度。而这套制度建立的基础则是光荣革命带来的广纳式政治制度

是光荣革命促成政治制度的开放，并积极回应经济的需求和社会的渴望

这种广纳式经济制度让有才干和眼光的人如瓦特，有机会和诱因发展他们的技术和创意，进而以对他们和国家都有利的方式影响制度。一旦这些人成功后，他们自然和其他人有同样的冲动，想阻碍别人进入他们的行业并与他们竞争，唯恐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可能使他们无法在行业中生存，就像他们曾经让别人破产一样。但是在1688年之后，要做到这一点已愈来愈困难。

光荣革命前的政治发展由几个彼此关联的过程所塑造，其核心是专制政权与反对者的政治冲突，

光荣革命产生了一种建基于宪政和政治多元化的新政权。

也许最重要的是，多样的利益群体崛起和获得权力——从绅士阶级（在都铎时期崛起的商业农民阶级）、各类制造商，到大西洋贸易商——意味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联盟势力既强且广。

如果对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利益和相同的背景，推翻斯图亚特国王可能会比较像兰开斯特家族对抗约克家族的重演，变成一个群体对抗另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最后取而代之，并重新创造相同或不同形式的榨取式制度。但一个广泛的联盟意味他们对创造多元政治制度有更大的需求。如果没有某种政治多元化，将出现不同利益集团中的一个群体压倒其他人而夺取权力的危险。

光荣革命是划时代的事件，正是因为它由一个声势浩大的广泛联盟所领导，而革命又使得这个联盟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联盟成功建立了限制执政者与联盟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权力的宪政制度。

但它同时也意味国会内部有制约的力量，以免任何单一群体变得太过强大而滥用其权力。这是多元政治制度兴起的关键要素。

这些条件仍不必然带来真正的多元政治制度，而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部分来说只是历史偶然发展的结果

偶发性和一个广泛联盟就是支撑政治多元化和广纳式制度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个例子里，偶发性和一个广泛联盟就是支撑政治多元化和广纳式制度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没有这项发明，广大民众的识字和教育将不可能办到。

穆特费力卡获准成立印刷厂，但他印的任何东西必须由三名宗教兼法律学者（法官）组成的小组审查

正如我们先前讨论过，没有集权政府提供秩序和执行规范与财产权，广纳式制度将无法出现。

我们在前一章讨论到英格兰都铎王朝统治下政治集权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如何提高不同地方菁英对于他们在全国性政治机构能有人代表与发声的要求，以弥补丧失的政治权力

但在许多别的例子里，发生的情况刚好相反，政治集权的过程引导到更专制的制度。

在西班牙，财富流入王室的金库；在英格兰，财富则散布到新兴的商人阶级。

在英格兰，财富则散布到新兴的商人阶级。就是这个商人阶级形成了早期英格兰经济活力的基础，并建立了反专制政治联盟的堡垒。

1688年专制统治在英格兰失败不仅带来多元政治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出更有效率的集权政府。

”我不需要博学的人民，只要善良、诚实的人民。你们的工作是教育年轻人成为这种人。为我工作的人必须照我的命令教导。如果任何人做不到这一点，或有新想法，他可以离开，或者我会让他走。“

“我们不希望所有人民都过好日子和独立……否则我们怎么统治他们？”

他的优先目标是确保自己统治下的榨取式制度的稳定，以及保护支持他的传统菁英的优势。

“为了维护目前仅有俄罗斯保有的安定与繁荣，政府不应允许无家可归者和行为不检者集会，因为他们可能共同行动，摧毁社会或私人的和平。”

“铁路不一定是自然需求的结果，而是出于人为的需要或奢侈。它们鼓励人从事不必要的旅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写照。”

中国在公元1500年时的生活水平至少和欧洲一样高。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就已是集权国家，采用以才干为任用标准的文官制度

宋朝伟大的发明并非市场诱因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赞助、甚至命令而产生。

和大多数控制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一样，中国的专制君主反对改变、要求稳定，且基本上畏惧创造性破坏

他们统治权的基础来自于宣称自己是传奇的所罗门王（King Solomon）和希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后代。

经常一个人犁了田，另一个人播种，再另一个人收成。因此这导致没有人照顾他拥有的土地；甚至没有人种树，因为他知道种树者很少能收成果实。

因此政治权力在索马里社会极为分散，几乎是多元性的，但缺乏集权化的政府来确保秩序，也没有财产权，无法产生广纳式制度

明文规定的法律或命令无法撤销或否认，也较难改变；它们立下的基准将使统治菁英难以变更

允许并提供诱因给人民投资新技术的社会，就能快速成长。

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需要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以便政府能维持治安，维系财产权，并鼓励经济活动和投资在公共服务。

政治集权遭到抗拒，其理由和专制政权抗拒改变一样：害怕改变会带来会带来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从今日掌权的阶层转移到新崛起的个人和集团

葡萄牙人立刻着手部署，企图一手控制香料贸易，并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

14至16世纪间，东南亚地区的许多经济发展全都有赖于香料贸易

东南亚的君主也高度依赖营利所得，不仅自己大做买卖，也把独占权特许给本国及外国的菁英阶级。

荷兰的殖民政策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使东南亚国家停止了对外贸易，转而内缩，专制统治也为之变本加厉，以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尽管工业革命的创新如火如荼，此一地区却只能置身事外，完全无缘参与。

到了17世纪，整个情况反转过来。在大西洋贸易中，出售为奴的非洲人多达一百三十五万，绝大多数都是用船送往美洲

落后的农业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公有，这表示私人没有土地财产权

河东的纳塔尔，人民拥有私有财产权、运作良好的法律体系、市场、商业化农业，以及工业。但在河西的特兰斯凯，直到最近仍然是土地公有，部族首领大权在握，唯我独尊。

南非却不同，不仅气候温和，而且完全没有霍乱及黄热病这类热带疾病，比较适合欧洲人定居。

土地私有弱化了部族首领的地位，使一般人也能够购买土地生财，这在数十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

对此，欧洲人做出的回应是将非洲人逐出市场。第二股力量更为邪恶。欧洲人需要廉价劳工以供刚兴起的矿业所用，为了确保此一目标的实现，就只有把非洲人贫穷化

欧洲农民与非洲人竞争所引发的对抗。由于非洲农民的成功，欧洲人所生产的同类谷物价格跟着下降。对此，欧洲人做出的回应是将非洲人逐出市场。第二股力量更为邪恶。欧洲人需要廉价劳工以供刚兴起的矿业所用，为了确保此一目标的实现，就只有把非洲人贫穷化

一个政权既不承认人民的基本权利又不同他们分享经济成长的利得，南非的黑人终于起而抗争

欧洲殖民帝国的财富积累，往往都是建立在侵略上，摧毁世界各地独立的政治实体及本土经济，要不然就是一手扶植榨取式制度，譬如加勒比海群岛

警卫走自己的路，最后搞出来的制度，广纳性甚至比不列颠国内的还高。每个罪犯都分派有工作，但若有多余时间，便可以做自己的事，生产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卖钱。 罪犯得到了新的经济自由，但警卫也得到了好处。产品增加了，但罪犯想要买东西，则由警卫掌握独占权

罪犯是唯一的劳动力，而唯一能让他们有工作动机的，则是付工资给他们。

要求代议制度的呼声强大到无法压制

1856年，维多利亚省及塔斯马尼亚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实行选举秘密投票的地方，买票及强制投票的行为因而为之遏止。直到今天，提到选举秘密投票的规矩，仍然称之为“澳式投票”。

随后企图扑灭此一趋势的倒退也未能得逞。

在英格兰，专制统治历史悠久，根深蒂固，需要革命才能予以铲除。

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广纳式制度一旦建立，意味着工业革命将会快速在这些土地上发芽，繁荣也就随之而来。而这些国家所走的道路，殖民地如加拿大及新西兰亦步亦趋跟了上来。

农奴制度最极端的形式——把人跟土地绑在一起，强迫他们为封建主劳动，收成还要上缴——在法国已经没落多时，但迁移还是受到限制，

根深蒂固的政治及社会角色既遭废除，经济活动的障碍随之根绝，行会及一切的职业限制都废止，城市中开始出现良性的竞争。

8月4日人权宣言公诸于世，接下来虽然是数十年的动荡与战争，但无可逆转的一步已经踏出，从此摆脱了专制及榨取式制度，走上了广纳式政治及经济制度，随之而来的则是其他的经济改革

法国大革命固然制造了不少的暴力、痛苦、动荡与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法国却也因此跳出了榨取式制度的陷阱，不至于像东欧的专制政权如奥匈帝国及俄罗斯，断绝了经济的成长及繁荣。

1789年8月4日，立宪会议鼓起刚建立的信心，通过新宪法，废除了封建制度以及第一、第二阶级的一切特权

恐怖很快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794年7月，连自己的领袖包括罗伯斯庇尔及圣茹思特都遭到处决才告一个段落

最重要的是，他把罗马法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加以法制化，编入法典，亦即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并将这部法典视为自己最伟大的遗产，希望落实到每一处他控制的领土

岛津齐彬已经成竹在胸，准备以萨摩军推翻幕府，最终的目的则是要跟亚洲及欧洲进行贸易，废除老旧的封建经济制度，建立一个现代的日本国

建立两个立法机构，一上院，一下院，政府一切措施均应本诸民意。

贤能之士，无分王公、贵族、平民皆得为国建言

1890年，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接受成文宪法的国家

皇帝所遭到的反对并非制度面的

经济的落后导致军事上的落后，此一现实不仅刺激岛津久光推翻幕府将军，同时也推动改变，最后导致明治维新。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写道：“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不会熄灭。”

君主及贵族大权在握，其主要收入的来源若非土地所得，就是靠进入障碍所建立起来的贸易特权。

今天的富裕国家，19世纪时都走上了工业化及科技变革的道路，而贫穷国家则都是那些没有走上这条道路的，而且绝少例外。

国会代表的各种利益具有多元性，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关键基石之一。

环绕着黑面法案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充分显示光荣革命已经建立了法治，同时也凸显此一观念在英格兰及不列颠更形强烈，菁英阶层受到此一观念制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法治（rule of law）有别于依法统治（rule by law）

专制政治制度下，法治的确是无法想象的事。法治是多元政治制度以及支持此种政治多元化的广大结盟的产物，唯有许多个人及团体在决策上拥有发言权，也拥有政治权力可以在台面上有其位置，大家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的理想才有意义

光荣革命并不是由一个菁英阶层推翻另一个菁英阶层，而是士绅名流、商人及实业家，加上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团队，组成一个广大的联盟，对专制政权所发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就是此一革命的结果。法治则是此一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

统治者必须受到限制与约束的理念——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于政治多元化的内在逻辑，而这政治多元化则是各方人马为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而组成广大联盟的所造成的。 从

打乱阵脚的结果则是制度失衡，将会为广泛结盟中的小团体打开专制之路，甚至有导致斯图亚特复辟的危险

“他们（那些跟王室作对的贵族、商人等）为保护自己所选择的手段，其本质是不会丧失的。法律就其形式和传统而言，需要的是平等及普适性……并必须扩及各式各样人等。”

一个团体若能强加其意志于他人而不受到任何制约，即使这些他人是亨特里奇之类的小老百姓，制衡也就遭到了威胁

我们也将看到，政治多元化及法治一旦建立，对于政治多元化及政治参与的要求只会变得更大。

政治多元化也创造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使独立的媒体得以繁荣滋长，也比较容易使关心广纳式制度能否延续的团体提高警觉，组织起来对抗各种威胁

1688年之后，英格兰政府停止审查媒体，意义极为重大。在赋予人民权力上，以及良性循环在美国制度发展上的持续不断，媒体也都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英国的民主并不是靠菁英阶层的施舍得来，而是英格兰及英国其他地区的平民百姓，从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洗礼中得到了力量，奋力争取得来的。

我的改革原则，无非是避免走上革命……改革，为的是要保存而不是推翻

这里的“投票”，指的是秘密投票，终结亮票行为，以免选民遭到收买或胁迫。

秘密投票实施，并大力扫除腐败的选举行为，譬如“招待”（主要是买票

1928年，所有女性的投票权条件终于与男性完全相同

1891年，教育成为免费。1893年将毕业年龄定为十一岁，1899年增至十二岁

就菁英阶层而言，相较于全盘推翻整个体系，其威胁性小得多

既然是用暴力推翻一个体系，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东西来取代已经拔除掉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一次的民主实验结果演变成了恐怖统治，然后又开倒车，两度退回专制君主，直到1870年才有法国的第三共和。俄罗斯革命也是如此。大家心里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比俄罗斯帝国更公平的新体系，结果却来了一个一党专政，其暴力、血腥及邪恶尤胜于遭到取代的专制王朝。

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深信，集结与集中不是该予以禁止，而是应该置于理性控制的监督之下

“凡为追求社会更为美好者，都应该消弭商界巧取豪夺之恶，一如整个国家之消弭暴力之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氓大亨及托拉斯之兴起充分说明一项事实：市场本身并不保证会有广纳式制度。市场可以被少数几家公司宰制，索取过高的价格，阻挡更有竞争力的对手及新的技术进入

广纳式经济制度需要的不只是市场而已，更需要的是能为大多数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及经济机会的广纳式市场。在菁英阶层的政治权力支持下，无孔不入的垄断与此完全背道而驰。

对流氓大亨而言，扒粪客犹如眼中钉肉中刺，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却使他们无法将这些人拔除或噤声

广纳式政治制度容许自由的媒体繁荣发展，但回过头来，自由的媒体也比较能够让有害于广纳式制度的威胁曝光并广为人知，促使社会对之采取抗拒行动

罗斯福便已踏出下一步，签署了社会安全法，将现代的福利国家引进美国，包括退休年金、失业津贴、有子女家庭补助，以及公共卫生照顾及残障津贴，同时，又签署了国家劳动关系法，进一步加强劳工组织工会、参与集体谈判及对雇主发动罢工的权利

梅内姆抗衡最高法院获得胜利，也启动了我们之前讲过的灾难性陡降的动能，他的下一步就是修宪，拿掉限制他竞选连任的条款

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不会自己出现。菁英阶层抗拒经济成长及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则有人想要阻止菁英阶层的经济及政治权力，两者之间因此发生重大冲突，才会产生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

然而一旦成了气候，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往往会形成良性循环，亦即一种正向反馈的过程，使这类制度得以持续甚至扩张。

广纳式政治制度使自由媒体得以兴盛，而自由的媒体往往会提供相关的信息，并动员反对力量抗衡对广纳式制度的威胁

榨取式制度同样也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驱动力，持续其恶性循环的过程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纵使是为了造福社会，不惜运用总统的权力打破最高法院的限制，但广纳式的美国政治制度却不容许，打消了他想要解除自己权力限制的企图。

这种斗争大不相同。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制度、限制权力的行使，也不是要产生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抓权自肥，以其他人为刍狗

危地马拉社会学家阿尔竺的分析指出，危地马拉有一个由二十二个家族组成的核心群体，并通过婚姻与核心以外的二十六个家族结合。她所做的系谱及政治研究显示，这些家族从1531年起就掌控了危地马拉的经济与政治

通过名叫贸易领事馆的商业行会组织来掌控贸易，实行独占。

西欧及北美人民的收入大幅提高，为许多产品创造了大量的需求

自由主义的含义或许因时而异，但在19世纪的美国及欧洲，它的含义类似今天所谓的放任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自由、有限的政府，以及自由贸易。

危地马拉的自由党人多半并非怀抱自由派理想的新人，大体上来说，当权的仍然是那些旧家族。

游民法，任何人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有一份工作，马上就会根据产品配销制度或其他类型的强制劳役制度加以征召，或强制他接受农场的雇佣。

他的压迫偏执狂表露无遗，禁止使用某些文字，诸如“劳工”、“工会”及“罢工”，任何人如果用了这类字眼，便有牢狱之灾

1944年，反对力量崛起，叛逆的大学生带头，开始组织示威，民众的不满高涨

禁止“诱拐”劳工的法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劳工的流动并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买方竞争，确保南方种植大户继续拥有可靠的廉价劳工来源。

1975年，统筹委员会开始将财产国有化，包括全部的都市与乡村土地，以及绝大部分私有财产。

“革命之初，旧朝遗风我们全都弃如敝屣，不开车，不穿西装，领带视同罪恶，任何让人看起来体面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跟奢华或精致沾上边的，全都被打成旧秩序。后来，到了1978年，一切都变了。物质享受逐渐被接受，然后就开始要求。欧洲最佳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成了政府高级官员及军事委员会大员的制服，我们拥有的全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最好的威士忌、香槟及食物。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他搬进了孟尼利克皇宫的办公室，又宽大又豪华……开始使用皇帝的坐车……我们原来要的是一场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当起皇帝来了

他挥军反对蒙博托的独裁，誓言解放老百姓，终结导致国贫民困的贪污腐化，甚至带来更严重的灾难

寡头铁律——恶性循环的特殊面向——就是新领袖承诺做激进的变革，但在推翻旧统治者之后，不但承诺落空而且变本加厉。

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些打着激进变革的旗帜取得权力，却又再度使用相同制度的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度显示，恶性循环比初看起来要更加强韧。

但并非所有的激进变革都注定失败。光荣革命就是激进变革，其结果堪称两千年来最重要的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甚至更激进，尽管有无政府状态、恐怖暴力以及拿破仑的蹿升，但并未让旧制度败而复活。

在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更为广纳式的制度之所以出现，与三个因素大有关系。其一，新一代的商人都希望释放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并由此获利。这些新人本身就是革命阵营的关键人物，自不希望看到另一套榨取式制度出现，使自己再度成为牺牲品。

这两个个案都是以广大的联盟为基础。例如，光荣革命就不是小团体或特定利益所发动的政变，而是一次获得商人、实业家、士绅，以及各种政治团体支持的运动。大体上来说，法国大革命亦然。

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国会和分权的传统，在英国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法国则可以推至显贵会议

在这类社会中，既没有新一代的商人支持并资助反对力量，抗衡现行政权，争取更广纳式制度，也没有广泛的联盟足以构成彼此的牵制，更没有政治制度足以遏止新统治者篡夺并滥用权力。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大体上是因为它们在过去三百年里的某个时间点，成功发展出广纳式制度

英格兰没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变成民主政体。差得远了，只有少数人拥有正式代表，但关键的是，它是多元的。政治多元化一旦站稳脚跟，自有一股趋势推动制度愈变愈具有广纳性，纵使过程颠簸曲折。

但是当广纳式制度到位了，便不再需要相同因素的汇聚才能保障制度的续存。良性循环虽然依旧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但却能够使制度延续，甚至释放活力，带领社会走向更大的广纳。

但恶性循环是具有韧性的。它会创造强大的负向反馈过程，以榨取式政治制度打造榨取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续存打下基础

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称这种形式为寡头铁律，亦即一个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权被推翻，紧跟而来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套邪恶的榨取式制度。

榨取式政治制度对于权力的行使并没有什么限制

只要大权在握、剥夺别人的资产、设立独占事业，利益及财富就会滚滚而来。

唯有广泛结盟所发起的革命，才比较可能产生多元的政治制度。

独立之初，穆加贝接收了白人政权所建立的一套榨取式经济制度，其中包括一大堆的价格及国际贸易管制，国营事业及强制性的农业产销协议会

剩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印钞票收买支持，结果又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

当前的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榨取式经济制度无法产生诱因，激励人民储蓄、投资并创新。

马默统治到了末期，停止给付公务员、教师，甚至大酋长薪水。中央政府垮台，接下来，边界遭到侵犯，”叛徒“及自动武器从利比里亚蜂拥而入。政府消失，临时执政委员会、”叛徒“及”叛军“全都一如预期地乱成一团，但它们都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它们只是症候。”

不在于地理或文化因素，而在于榨取式制度的传统，把权力及财富集中于少数控制政府的人手中，种下动乱、冲突及内战的祸根

国家之所以失败，不在于地理或文化因素，而在于榨取式制度的传统，把权力及财富集中于少数控制政府的人手中，种下动乱、冲突及内战的祸根

哥伦比亚虽然拥有长久的民主选举历史，却没有广纳式制度。

层出不穷的叛乱团体，多数为共产革命分子，荼毒乡村，从事绑架与谋杀。在哥伦比亚乡村，如果想要免于这两种灾难，就必须”接种疫苗“，意思就是每个月向武装暴徒缴付保护费，换取绑架及谋杀的免疫。

像这样一种情况，竟然还能维持数十年至数百年，或许很难理解。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做为一种恶性循环，自有其本身的逻辑。

特别是在修宪方面，使他能够在2006年再度竞选连任——而这在他第一次任期中则是遭到否决的

哥伦比亚的政治制度没有为政治人物制造诱因，让他们愿意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及治安，也没有足够的约束力阻止他们与自卫组织及黑帮进行或明或暗的勾结。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说了一句名言：国家有四种，已开发的、未开发的、日本，还有阿根廷。

1914年以前，阿根廷的确经历过约五十年的经济成长，但却是典型的榨取式成长。

1990年代，梅内姆总统碰到竞选连任的限制时，情形也如出一辙，大不了修宪拿掉限制就成了。从小畜栏事件就可以看出，尽管阿根廷有选举及民选政府，政府照样可以侵犯财产权，没收自己老百姓的财物，却连一点责任都不必负。对于阿根廷的总统及政治菁英，丝毫没有监督力量，当然更没有多元的制衡。

选举并没有带来广纳式政治或经济制度，是拉丁美洲共同的特色

数百年来榨取式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始终存在，在刚冒出头来的民主政治中，会使选民比较喜欢政策极端的政治人物。

北韩的政府是共产党独裁政府，反对私有财产及市场

尽管政府贬抑市场，北韩统治阶层却很懂得享受市场所生产的东西。前领导人金正日就拥有一栋七层楼的豪宅，设有酒吧、卡拉OK以及一个迷你电影院，地下室是一座大型泳池，设有波浪制造机，让金正日可以用装有小马达的冲浪板戏浪。2006年美国对北韩实施制裁，就知道其真正的要害何在。美国禁止六十项奢侈品出口到北韩，包括游艇、水上摩托车、赛车、摩托车、DVD播放机及二十九吋以上的电视机

一名学者利用法国轩尼诗公司的出货清单做出估计，经济制裁之前，金正日每年光是干邑白兰地的预算可能就高达八十万美元。

经济制度，无论有市场与否，其目的就是要榨取人民的资源，又因为视财产权有如寇仇，结果往往制造了贫穷而非繁荣。

尽管棉花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很高，但农民的收入却少得可怜，其余的全都被政府收走。因此，没有人再愿意种植棉花，于是政府乃采取强制，规定每个农民都必须分出自己35%的土地种植棉花

在乌兹别克，既没有自由的媒体，非政府组织也遭到封杀

他显然不输给斯大林的超现实主义。

在一个家族及皇亲国戚的专制把持下，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经济基础以强制劳工为基础——事实上，还是强制童工。

大商人都位居政府要津，掌管业务多与自己的事业领域重叠。

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采行了榨取式制度。榨取式制度使国家深陷贫穷，同时也杜绝了通往经济成长的道路。这种情形所在多有，非洲有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南美洲有哥伦比亚及阿根廷，亚洲有北韩及乌兹别克，中东则有埃及之类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其实都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位于热带，有的地处中纬度；有的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有的则是日本、西班牙及俄罗斯的殖民地。每个国家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语言及文化，唯一共通点就是榨取式制度。所有这一类的制度，基本上就是由一个菁英阶层设计一套经济制度，以广大的社会群众为刍狗，达到自肥且永久掌权的目的。

经过漂白的前苏联权贵

穆加贝取得政权打的是反殖民斗争的旗号，因此他不得不给自己的统治披上选举的外衣，但就算如此，没隔多久，他还是炮制出受宪法加持的一党独大国家

譬如北韩，榨取的工具一脉相承，是从共产党的工具箱里搬出来的，无非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国家农场与国营工厂。

苏联的榨取式制度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沙皇政权的延续，同样是寡头铁律的模式

要解决当今国家在经济及政治上的失败，就必须将国家的榨取式制度转变成广纳式制度

恶性循环意味着这一切并不简单，但也非不可能，寡头铁律也不是不可避免。制度中某些之前存在的广纳成分，为对抗现行政权而出现的广泛联盟，甚或历史的偶然，都可以打破恶性循环。一如塞拉利昂内战，1688年的光荣革命其实也是一场权力斗争，但斗争在性质上却迥异于塞拉利昂的内战。可想而知，光荣革命之时，国会里面某些想要赶走詹姆斯二世的人，心里想的是要让自己成为新的专制统治者，一如英格兰内战之后的克伦威尔。但事实却是，国会已经够强大，而且组成了广大的联盟，包含不同的经济利益及不同观点，使得寡头铁律无法在1688年发生作用。而事实上运气也帮了忙，在国会与詹姆斯二世的对抗上站在国会这一边

或许也是因为在他们部族制度中早已深植了政治多元化的根苗，使他们在合法性上具有不同一般的程度

英格兰有新近形成的广泛联盟，由大西洋贸易商、实业家及商业取向的士绅名流组成，追求的是财产权的不容侵犯

博茨瓦纳也有联盟，茨瓦纳的酋长们以及拥有主要经济资产牛只的菁英阶层，他们都追求稳定的程序权利。土地虽属公有，但在茨瓦纳各邦，牛只是私有财产，菁英阶层也都赞成财产权的不容侵犯。

想要推翻政府并控制国家的诱因相当少。

1970年代钻石开始生产，不仅没有引发内战，而且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大量投资公共建设，想要推翻政府并控制国家的诱因相当少

广纳式政治制度带来政治的安定，成为广纳式经济制度的后盾。

博茨瓦纳民主党与传统的菁英阶层，包括卡玛本人，并未试图成立一个专制政权或建立榨取式制度，肥了自己而牺牲社会。

由于私有财产确立，国家的菁英阶层所拥有的已经极为丰厚

在美国南方的民权运动中，抵制蒙哥马利公交车运动是最关键的一役。

梅里迪斯决定留在学校，由美国司法警察及三百名军人保护其人身安全，最后念到毕业。

梅里迪斯预定出现的前一天，美国司法警察进入大学校园，包围行政大楼。为数大约两千五百人的群众前来抗议，很快就演变成暴乱，司法警察用瓦斯枪驱散暴乱群众，但立刻遭到攻击。到晚上十点时，军队进城维持秩序。不过短短时间，牛津城内已有两万军队及一万一千国民警备队。总计有三百人被捕

繁荣富裕不是设计出来的

我们曾以1970年代初期加纳总理布西亚为例特别强调，减少市场失灵并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最常碰到的阻碍并非无知的政客，而是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加诸于他们的诱因与限制

国际机构威胁利诱贫穷国家接受较好的政策及制度企图设计经济成长，之所以无法成功，并非贫穷国家的领袖无知，而是因为没有从脉络中去解释为何坏政策与坏制度在此生成。因此再好的政策既没被采用也没有落实，要不然就是徒具虚名。

事实上，在所有被迫接受这类改革的国家中，政治照样一成不变

在一个连总统都会诈中彩券的国家，法律煞有介事地通过中央银行独立的文本不过是废纸一张，这本不应奇怪

塞拉利昂和他坐同样位子的人，因为不同意史蒂芬斯的做法，结果从中央银行顶楼“摔落”的下场，因此，无论央行是否“独立”，为了保住自己的健康与生命，最好听从总统的命令，国家经济的健康已不在考虑之中

这些微型市场失灵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榨取式制度下社会运作深层问题的症状而已

大约一年多一点时间，地区的卫生机关故意破坏曼迪尔引进的诱因方案。出勤情况回到平常的水平，“休息日”——护士可以不要上班的日子——明显增加，但这是地方卫生机关批准的。此外，“机器问题”——打卡钟故障——也明显增加，但曼迪尔却无法加以更换，因为地方卫生机关不肯合作。

想要制造繁荣却不去面对问题的症结——亦即榨取式制度以及保护其存在的政治状况——一切都只是徒然

许多研究估计，真正用到目标上的援助只有10%，顶多20%。

像阿富汗这类国家，其所以贫穷是因为榨取式制度，根本的症结在于没有财产权，缺乏治安或健全的司法体系，以及政治及经济生活完全为全国性的（更常见地方性的）菁英阶层所宰制。

按照此一观点，若要继续对外援助，接受援助的政府就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譬如市场自由化或政治民主化。

没错，大多数都浪费掉了。但每给出一美元的援助，若有十分钱到了世界上最穷苦的人手中，十分钱也好过他们之前有的，可以解一时之急

既然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才是关键所在，利用现有外援，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去促进这方面的发展，应该是有用的。

反过来做，用外援把权力圈之外的团体及领袖带进决策过程，让广大人民得到权力，或许还比较有效果。

1988年之后第一次执政的劳工党推行所谓“参与式预算”，容许一般市民参与都市优先支出的拟定，打造了一个可靠而负责的地方政府体系，大幅改善公共服务及城市生活品质，足堪为世界典范

巴西的兴起既不是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知道巴西决策者如何设计较佳政策或避免市场失灵所致，也不是因为外援的注入而达成，更不是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各种人民团体勇敢地建立了广纳式制度的成果。所有这一切最后又导致了更广纳式的制度。巴西的转化，一如17世纪的英格兰，是以创造广纳式政治制度为开端。

布尔什维克革命口口声声推翻沙皇俄罗斯的剥削经济体系，代之以更公正、更有效率的制度，为千千万万俄罗斯人带来自由与繁荣。结果呢？完全相反。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政府，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压迫更榨取的制度

广纳式政治制度基石——政治多元化，需要社会普遍享有政治权力，从少数菁英阶层包办权力的榨取式制度走出一条路来，而这则需要一个赋权的过程。如同我们在第七章强调的，这也是光荣革命有别于菁英阶层互斗的地方。

引导广纳式制度出现的因素

罗伯斯庇尔及其雅各宾派最终还是遭到唾弃

工会运动固然是劳工党的根苗之一，但领导人物如卢拉，以及许多支持该党的知识分子及反对派政治人物，打从一开始就在寻求广泛联盟的组成。随着地方性的社会运动，这些动力开始向全国扩散，一旦该党拿下了地方政府，不仅激励了民间的参与者，同时也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上掀起了一股革新的风潮

由于巴西的赋权是来自草根层面，因此也就确保民主转型会朝着广纳式政治制度的方向发展，这是导致一个致力提供公共服务、教育及公平竞争平台的政府诞生的关键因素

1958年之后，委内瑞拉也转型为民主，但此一转变未经草根层面的赋权，因此也就没有创造多元的政治权力分配。相反的，贪污、贿赂支持者及掠夺时与民间的冲突在委内瑞拉始终不辍，结果某种程度上，选民投票时甚至心甘情愿支持查维斯这类专制者，究其原因，极可能是他们认为只有他能够对抗委内瑞拉传统的菁英阶层

要使赋权过程比较容易上路，还是有某些显而易见的因子，其中包括：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惟其如此，社会运动挑战现行制度时，才不致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某些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已经具备了少量的政治多元化，譬如博茨瓦纳传统的政治制度，惟其如此，广泛联盟才能够形成且持久；以及要有能够协调民众需求的民间社会机构（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出现，惟其如此，反对运动才不致轻易就被在位的菁英阶层击垮，也才不会变成另一群体控制现行榨取式制度的工具

另外还有一个或一组因子，可以在赋权过程中扮演转化的角色，那就是媒体

在伊朗人民反抗2009年内贾德的选举舞弊及随后的镇压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则是新形式的媒体，如网络博客、匿名聊天、脸书（face book）及推特（twitter），而在本书完成之际仍在进行的阿拉伯之春抗议中，这些也都扮演了同样核心的角色。

自由媒体与新的信息科技充其量只能处于边缘，为追求更广纳式制度的人提供信息并协调其需求与行动。这些方面的支援若想要产生有意义的改变，唯有赖社会广泛部门的动员并组织起来影响政治发生变化，而且这样行动时，绝不是基于派系理由，也不是要控制榨取式制度，而是要把榨取式制度转型成为更广纳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