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逐渐发展出的一种以隐藏零件目标的工程文化，则使我们无法直接检查每天依赖的设备

把小装置固定住的扣件现在需要特殊的螺丝起子才打得开, 这些起子并不常见，通常只会在小范围内使用–这显然是为了阻止人们出于好奇或愤怒而探究其内部构造。年龄稍长一点的读者应该还记得，几十年前，在西尔斯百货（Sears）的商品目录上，有各种机器的零件分解图或组装示意图。当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顾客需要那些信息

工具使用的减少似乎也预示了我们与这些物品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我们变得更加消极被动，依赖性也更强

2006年，《华尔街日报》惊叹：“（手工艺的）技术劳动正成为少数能确保人们过上好目子的工作之一。”

工具的使用是否满足了人类天性中某些永恒不变的需求？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完政治哲学的博士课程后，我在华盛顿的一家智库担任执行董事。这份工作始终让我感到疲倦，而且担率地说，我不明白自己究竟凭什么拿到那份工资：我究竟向什么人提供了什么有形的产品或有用的服务？这种无用感让人沮丧。那份工作的薪水相当可观，但却让人感觉像是一种“福利”。5个月后，我辞职开了自己的摩托车修理店。

我从体力劳动中得到了更多的主动参与感和成就感，那是“知识工作”欠缺的。

且更喜欢用“手艺”（trade）替代“精工”（craft）

如果粗略地用公式划分，我们可以说工匠精神是一种理想，被人奉为圭臬，但是在如今的大众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上具体可行的生活方式是由手艺人实现的，这种生活方式大家都负担得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满足感，而且这种满足感与我们从工匠精神那里得到的如出一辙。我们倾向于认为工匠拥有一个小巧但整洁的工场，并在这个工场内工作；而手艺人必须走出家门，爬到别人的屋檐底下或者杆子上，为别人修理东西

我不过是一个真实的有些匹夫之勇的“劳动阶级”

作为一名 21世纪的修理工，我们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个性，才能忍受机器上层层堆砌的电子垃圾？

我也希望在本书中探讨“具有意义的工作”和“自力更生”这两个理想所表达的含义的重叠部分。这两个理想都与为提高个人主体性而奋斗有关，这也是现代生活的核心

有人甚至在纽约市的公寓楼顶上养鸡。这些“新农民”称，直接种植或养殖自己的食物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满足感。还有些人开始织毛衣，能穿上自己织的毛衣让他们深感自豪。奶奶那辈人的普通家务活突然变成了最前沿的时尚，怎么会这样呢？

自力更生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更深层次的一种需求：我们必须感受到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和把控的，我们可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似乎也意味着我们所使用的物品必须能够就近买到。许多人在努力恢复更人性化的观点，并且让自己摆脱对经济全球化这股模糊力量的依赖

在工作中，个人的主体性慢慢消失。那些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觉得，尽管他们必须遵守的人为规定越来越多，自己的工作却缺乏像衡量木工手艺那样的客观标准

团队合作让个人责任难以确认，也为经理人开辟了对员工们施以奇怪的新操纵模式的道路

企业要求的不是知识，而是某些固定的个性：亲切和善、彬彬有礼。在学校的勤奋学习仅仅是为了赢得他人的注意，并获得一张进入精英世界的门票吗？

生产性工作是一切繁荣和发展的基础。那种从他人的工作中刮取剩余价值加以贩卖的伪工作突然原形毕露，使得人们重新开始思考“让我做个有用的人”的想法。

我们在学校里为孩子们创造了人为的学习环境。孩子们都知道那是人造的，不值得全心投入••••由于缺乏动手学习的机会，整个世界在他们眼中是抽象而遥远的，学习的热情无法得到激发。– 道格 •斯托 《动手的学问》(Wisdom of the Hands)

修理工在做每一件工作时，都要先抛开自己的想法，专注于要修理的东西上：他必须仔细去看、去听

每当一项工作完成时，我从不放弃享受这个时刻：打开开关，灯光洒满整个房间。这是一个充满主体感和成就感的过程。我的工作成绩人人可见，工作能力也就摆在了大家面前。人人可见的工作成绩是一种社交的工具。

工作的人会欣赏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作品，而他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他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自身的存在

入们不再需要通过嘴巴的喋喋不休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只需要动手指一下自己的成果：我建的高楼，我修的汽车，我装的灯泡。吹牛是小男孩们才会干的事情，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地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对生活中那些实实在在的纪念品拥有共同的记忆，而且制作家具的过程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一个与他人和未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过程。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中，物品的存在时间要比其制造活动更恒久，甚至可能超过其创造者的生命

而修理工却把自己定位在服务他入，为他人修理他们所依赖的物品上。他和物品的关系建立在实际的了解上，这使他得到了更稳固的指挥权

修理工的出现让自恋者感到身不自在。问题并不在于修理工行举止粗野，或者浑身脏兮兮的，而在于他向我们最基本的自我认知发起了挑战。我们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自由和独立

当工人们在大街上施工，中断了基础设施（例如地下的污水管道系统或地面上的电网）的服务时，我们共同的依赖性就暴露了出来。同一个城市的居民可能因为家境不同而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但我们终究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里，对世界欠着同样的债

工匠会以自己的作品力荣，珍惜自己的作品，而消费者则会将还能用的物品抛弃，不断追求新的产品

市场营销让人们的注意力从商品本身转移到附加在商品上的背景故事，从而夸大不同品牌之间的微小差别

工匠的标准出自事物的逻辑而非说服的艺术，

柏拉图把技术性的能力和修辞学区别开来的根据，是修辞学“没有解释事物的真实天性，因此完全无法辨识其原委

在西方的传统文化起源之时，荷马所使用的 sophia（智慧）一词意指“技能”（比如木工的技能）。

经验的缺乏削弱了我们全面审视公认事实的能力。因此与大自然和自然现象进行密切接触的人，更能提出被人广泛认可的原理，这些原理被视为连贯一致的发展与进步；而那些致力于抽象讨论的人往往不注意观察事实，易于将自己少量的观察所得教条化

这是能很好地说明一个更普遍的观点的例子

你必须加入由古董机器研究者组成的团体。他们遍布全美，彼此之间靠电话来维持联系，相互提供帮助

在处理老旧的机器时，总会有越弄越麻烦的风险（我想就有点像老年医学）

在摩托车修理店内，我需要更多地动脑，修理摩托车所需的脑力活动甚至超过我之前在智库的那份工作

在社交方面，作为小城市里一家摩托车修理店的经营者，这种身份给了我前所来有的感觉。我感觉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有人问我做哪一行时，智库这个回答简直让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干什么的，而他人最多也就是敷衍几句；但“摩托车修理工”的身份让我立即获得了认同感

大家会集体骑摩托车外出游玩，而且一个酒吧每星期二都会有摩托车之夜的活动。有时还会有一两个人穿着我修理店的T恤衫，这都让我感觉相当不错

手工艺的有形要素成了大家追求的解药，被用来治疗不真实感、逐渐衰退的自主性以及支离破碎的自我感，而这些问题在专业人士阶层中尤甚。

办公室工作者在企业世界里疲惫地工作了一星期之后，周末时，上班族到地下室的工作间内随随便便地捣鼓捣鼓，放松自己，以迎接下一周的工作

这需要勇气。所有高中校长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100%的大学入学率”，否则他们就会被指责是在给“期望值设置过低”找理由，并会被愤怒的家长们踢出学校。这种愤怒难以对抗，因为它承载着平等主义的道德力量

最好的民主教育既不势利，也不追求平等主义。相反，它让普通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人工服务”或者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或者必须在特定的地点进行。救死扶伤的内科医生不用担心他们的工作会被离岸外包，但看x光片的放射科大夫早就已经经历过这些事情，会计和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也不例外。布林德进一步指出：“你无法通过互联网来钉钉子。”

他发现美国3000万 ~4000万份工作都可能被离岸外包，从高端的科学家、数学家和编辑到低端的接线员、文员和打字员等等。布林德预测，这场规模庞大的经济颠覆现象还只是刚刚开始。许多人进入大学，认为大学教育可以给自己带来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发展机会，他们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现在，他们的老板将眼光放到了印度或菲律宾，在那里寻找合格的人选。那里的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工资仅有美国工人的几分之一。建筑设计师们面临着威胁，但建筑工人并没有这种担忧。

不久之前，你可以靠需要仔细遵循指令的工作（如申请退税的准备工作），得到不错的收入。不过现在这种工作被前后夹击——部分工作会外包给离岸的会计师，部分工作会由报税软件完成（例如 TurboTax 软件）

在哪种环境下，人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利维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他写道：“从有章可循这个角度来看，创造力就是当规则不适用，或者本来就没有规则时懂得如何去做。当计算机测试设备称汽车的变速器没有问题，但变速器的换挡速度依然不正常时，优秀的汽车修理工就会发挥创造力。”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修理工必须依靠自己来分析情况。通常情况下，这个推敲过程并不涉及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发现问题。

但在现实世界中，问题本身并不会被这样预先简化；通常会出现信息过多的情况，使人难以辨别哪些相关，哪些不相关。要懂得自己面对的是何种问题，也就意味着必须清楚哪些情况可以被忽略。甚至连“情况”本身的划分标准都是模糊不清的，因此要判断信息是否相关，就不能简单地套用规则，而必须依靠经验。修理工的价值和工作稳定性就在于他拥有一手的知识和经验

更现代化的企业在入工成本上拥有竞争优势，他们将计划与执行完全分离，并在整个行业内推广，也导致了需要娴熟技术的手工艺的消失。

科学管理提出了“时间与动作分析”的方法，通过将人视为机器来分析其生理上的工作能力

坚持留在流水线上工作的那100人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人？也许那些人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厌恶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不太有信心。他们比技艺娲熟的工匠更听话，或者说更缺乏主权独立的观念

当雇主提高计件工资以期推动生产力发展时，事实却事与愿违：工人们的产量反而出现了下降，因为他们在减少工作量后仍可以满足自己固定不变的需求。这种现象与“理性行”的假设相矛盾

雇主们懂得要促使工人们更勤奋地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想象力。刺激新的需求和欲望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出现了自称“消费工程师”的市场营销人员。他们引领消费的“武器”是实验心理学的最新发现

本杰明•富兰克林（公认的非清教徒）的座右铭“节俭和独立”是典型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念但这种古老的道德观念已经彻底转变。20世纪初期，消费已经在道德上被大家接受。

“债务可以转变工人的行为，促使他们虽然无精打采但规规矩矩地到工厂和办公室上班，以保证定期还款。”

如果知识被集中到规模越来越小的精英手中，真正的知识工作数量就不是在增长，而是在萎缩

如果他们未来不一定能进入高层，但希望在工作中使用自己的大脑，那么找一份不受泰勒式逻辑影响的工作，对他们而言应该是有帮助的。

标准化的考试让教师失去了对课程的判断力，严格的审判指导方针让法官失去了对违法行力的判断力。似乎正是我们追求自由政治的本能，促使社会朝着集权的方向发展：我们不放心把权力交到某个人的手上。自由主义推崇的就是中立，因此设计出了不负责任的政治框架。其最初的主张（反对权力滥用，争取个人自由）本无可厚非，但这种框架却发展成了吞噬个人的怪兽

在《电子血汗工厂：电脑如何将未来的办公室变为过去的工厂》 (The Electronic Sweatshop: How Computers Are Transforming the Office of the Future into the Factory of the Past）一书中，芭芭拉•加森（BarbaraGarson）详细介绍了“人类的智慧如何被用于消除对人类智慧的需求”。她发现，和泰勒关于工厂车间合理化的理论一样，专家系统的目的在于“将知识、技能和决策能力从雇员手中转移到雇主手中”。泰勒的时间和动作研究，将所有具体的工作细化成了支离破碎的小部分

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一书中，理查德•桑内特介绍了类似的过程。“尤其在巨额融资、先进技术和错综复杂的服务行业等前沿领域”，真正的知识工作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我们必须冷眼审视“知识工作”，不要相信未来就是脑力劳动的天下—那更可能是办事员的天下。

创造力是精通的副产品，而精通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来培养。

实际上，创造力是精通的副产品，而精通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来培养。只有不断地屈从于既定规则，才能实现对某项事物的精通（想想音乐家如何练习音阶，或者爱因斯坦如何学习张量代数）。将创造力视一种自由，这种观点与新资本主义文化完全吻合——新资本主义文化要求“弹性”，反对为了培养能力而长期耗在一项工作上

任何有关个性之美的诉求都会让我们怦然心动，关于自由的美丽辞藻让我们听起来很是顺耳

“创造力”这个词语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强烈的自恋倾向，而一旦开始自恋，我们的职业生涯就会加速向那些我们不希望从事的工作靠近。

木工、管理工、汽车修理工，这些工作让人们感觉自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上的小齿轮

但木工、管道工和汽车修理工的工作环境依然变化多端，傻瓜们是做不来的——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细致周到，灵活知变通。这些工作让他们感觉自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上的小齿轮

对于那些希望依靠自身力量生活的人而言，手工艺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乐土：自由自在，既不受麻木抽象的拘束，也不受当今经济生活两大特色——骗人的美梦及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影响。无欲无求，远离恐惧，正是标准的淡泊之人。

那么，我们应该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你有学习的天赋，喜欢钻研晦涩难懂的书籍，而且可以花上4年的时间认真研究这些书籍，那么带着工匠的精神去上大学，深入地学习自由艺术和科学吧。 但如果你的情况并不符合以上要求，如果一想到要在教室里待上 4年或更长的时间，你就会起鸡皮疙瘩，那么好消息就是：要想过上体面的生活，你并不一定非要经历那些磨难。即使你必须去上大学，也可以在暑假期间再学习一门手艺。这样你毕业后的生活就不会太惨，而且很可能可以获得更可观的收入。你会是一位独立的工匠，而不是一个待在格子间里、在信息系统前软弱无力或低级别的“创造者”。要想听从此类建议，你必须具备一定的叛逆精神，因你必须也一定要拒绝别入为你规划好的生命道路

机会成本的前提是人类的经历存在可替代性：我们所有的行为在用抽象的时间或相关的薪酬为单位进行简化后，可以进行对比或互换。

消费主义的物质文化核心似乎是有关自由的意识形态：让我们卸去物品给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带来的负担，从而追求我们自由选择的目标

自由主义的诉求也反映了我们在追求主体性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要根成为自己物品的主人，就必须让这些物品成为我们的主人

这种深陷困境的体验让他产生了次伦理（subethical）美德：使用者认为自己应该对外部世界负有一份责任，并且乐于接受外部世界的磨炼

他的意愿转变为乐于接受培训，希望集中精力接受磨炼，所以他不再像一个大哭大闹的婴儿那样只顾自己的需求

添加润滑油已经不再是驾驶者需要关心的问题，而是维修技术人员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提高了奔驰汽车使用者的自由度。他因为不再需要在机油尺和脏兮兮的抹布上浪费时间，而获得了某种独立性

留意油面的任务被转交给了其他入，使用者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卷入了一段更琐碎、涉及面更广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识到，还没有什么“高科技”的发展让我们不再需要注意油耗和漏油。在行驶一定的里程后，机油仍然会被消耗掉，漏油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在机油不足的状况下驾驶同样会损坏汽车。尽管取消机油尺使大家出现了盲目的推崇，奔驰汽车没有任何神奇的地方。 物理原理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对那些事实状况的看法

要成为音乐家，首先必须学会演奏某种乐器，手指在演奏中必须遵循一定的音阶和音调。 音乐家要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就必须先顺从：他在音乐上的主体性建立在不断的屈服上。屈服于谁？也许是他的老师，但这只是次要的，因为还有自学成才的音乐家。他顺从于所学乐器的机械构造

音响是一种设备，与身力物品的乐器不同。我所指的“物品”其特性需要使用者去领悟和接触，需要一定的技巧，也需要积极地参与。“物品”必须被实践，而“设备”只需要被消费。物品具有指挥型的现实特征，而设备只有被支配型的现实特征。

一家人围着吉他唱歌，是“技巧与人类主动参与”的例子。博格曼将其称 聚焦实践（focal practice），即“坚决、有规律且通常以社群的方式共同关注某聚焦物（例如吉他）”。此类聚焦物“让我们的世界凝聚在一起，并散发出意义，这种方式与商品提供的散心或消遣形成了对比”。

我们很少有机会动手去做什么事情，因为许多事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预先确定好了

古代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maxagoras）曾写道：“人类之所以是最聪明的动物，是因为他们拥有双手。对于早期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来说，“上手状态”（handiness）是世界万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最初模式：〝最亲密的接触并非感性认知，而是去把玩、使用和照顾那些有自己“知识”的东西。”

在购物中心里，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就是被称 “熊熊工作室”（Build-a-Bear）的商店，据说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制作自己的泰迪熊。我曾进过其中一家店，发现孩子们实际上只是在电脑屏幕上挑选熊的特征和衣服，然后由店家帮他们把熊做好。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实体已经获得飞速发展，抢在我们之前为我们把事情都做好，我们天生的主体性因此得不到培养

市场营销人员似乎明白，真正吸引人的并非产品，而是实践本身

优秀的钻石切割工人与优秀的训犬师在性情上肯定不同：前者非常谨慎，后者则更善于发号施令。不同的工作会吸引不同的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机械艺术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们培养的不是我们的创造力，而是注意倾听的能力。物品需要修理和照顾，就像它需要被创造

这种倾向是对现代理性的矫揉造作的自然反应，带有一股青少年的气息；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不人知的血缘关系，正好体现了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一些艺术类型可以确切地实现其目标，例如在建筑艺术中，如果建筑物垮塌，人们可以在事后评价说建筑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还有一类艺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随机性艺术，例如医学。掌握随机性艺术与无法实现该艺术最终的目的（健康）并不矛盾。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写的那样：“医学并不能带来健康，只是尽可能地促进健康••••••”修理物品（不管是汽车还是人的身体）与从无到有建造新东西不同。

修理工和医生每天都会与失败打交道，即使成力专家后也无法幸免；但建筑工不用，这是因修理工和医生修理的东西并非由自己打造，所以他们无法全面或彻底地了解它。这种失败的经验，消解了自以为精通技艺的自负；修理工和医生每天都和与自己不相关的世界往来，充分地感受到了自我和非我之间的区别。修理东西也许是治疗自恋的一个办法

同建房子一样，数学是构造性的，所有要素都一目了然，并且可以在考虑后做出处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数学来表示这个世界，就是把整个世界视为由我们创造的产品。用数学上的弦来替代鞋带，这需要些许的以自我为中心，也需要一定的怀疑主义：只要我们能够以理想的形式重塑这个世界，让它成为我们自身的一种投射，这个世界就会非第有趣，而且能被大家理解

相反，诊断和修理他人（也许是大众、上帝或自然选择）制造的物品，就必然要面对晦涩难懂的模糊内容，必须不断地留意和接受这些物品自己发出的信号。这种开放的心态与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难以共存；

机械艺术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们培养的不是我们的创造力，而是一种较不具魅力的美德：注意倾听。东西需要被修理和照顾，不亚于需要被创造

他同时也为车店改装摩托赛车，并且在越野赛中承担停车加油的工作。他曾是古典吉他演奏手、佛教徒和素食者，现在却是抢械迷、聪明的遁世者

他打心底里愤世嫉俗，机智聽明，总是用他恶作剧般的幽默来化解我的愤怒。他鼓励我远离所有体面的东西，为我开启一扇大门，享受金属带来的决乐

查斯同意让我“帮助”他改造马达，所谓帮助就是站在旁边碍手碍脚地看着，他会边干活边教我

用铅笔真实地重现眼睛看到的光线形态，看似很简单, 但事实上却异常困难。这似乎需要我们抛弃洞察力的正常模式。

从那一天起，查斯这位经验更丰富的修理工就无数次地指出，有些东西就摆在我的面前，但我缺乏发觉它们的相关知识。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经历：摆在我眼前的东西一直都没有变化，但如果缺乏相关的知识框架，就无法看出问题所在。在问题被指出来以后，我奇自己之前怎么会毫无察觉。

用铅笔真实地重现你看到的光线形态，看似很简单，但事实上却异常困难。这似乎需要你抛弃洞察力的正常模式（正常模式是观念导向而非资料导向）

汤米采用了类似经验主义者休克疗法的办法

这并不是因为信息过多，而是因我看到的一切都含糊不清、缺乏系统性、无法去诠释

优秀的艺术通常对我们而言显得神秘莫测，因为它抗拒易于实现的空想。反之，蹩脚的艺术则毫无神秘性可言，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实现自私的白日梦的捷径。优秀的艺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客观世界，让我们明白了保持客观是何其困难的一件事情。

当外国人问路时，笨蛋会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回答，而不会去考虑对方习惯的沟通方式。 笨蛋还缺乏在与人共享的世界里处处留意的开放心态，就像波西格的修理工“只听了一下活塞的敲击声后就说：“哦！是梃杆出了问题。””实际上，笨蛋就是唯我论者。

在这个世界上，想对一切事物正确地做出回应，就必须清晰明了地看穿它，而实现这点的前提就是达到“无我”的境界

认知心理学家常常提到“元认知”（metacognition），即后退一步，对自己的认知活动进行思考；也就是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暂停一下，反思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是否充分

在现实世界中，问题并不会清楚明了地摆在那里。活塞的敲击声也许听起来的确像是挺杆松动，但作为优秀的修理工，你必须不断留意自己犯错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美德

艾丽丝•默多克写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对一切事物正确地作出回应，就必须清晰明了地看穿它，而实现这点的前提就是达到“无我”的境界。“只要能帮助达到无我的境界，客观性和现实性也是一种美德。”“美德就是努力揭开自我的面纱，真正地融入到世界中。”

这种努力从来不能完全地获得成功，因为我们总是会有自己关心的问题。但突破自我是艺术家给自己的任务，对修理工也是同样的道理。优秀的艺术家和修理工会借助自己的想象力“来融入，而不是逃避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平凡驽钝的意识与实体的全知之间是有距离的，这种差异会让我们感到兴奋和快乐”

任何处理可靠而独立的现实情况的学问，都需要诚实和谦虚。对于修理物品这类随机性的艺术（例如行医和使用扳手）而言，这点尤甚, 因为我们并不是这些物品的创造者。

从流水线到电子血汗工厂，这种泰勒主义化的工作让大家的粗心大意变得制度化，让人们都成了波西格描述的笨蛋。

科学的管理者们.……痛苦地抱怨他们必须从水平低下、目无法纪的应聘者中招聘自己的工人；相比之下，20年前来申请工作的都是能干高效且自重的手艺人。

我们都曾有过这种经历：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好像已经退化机械的机器人。我们也曾听到雇主们的抱怨，称他们无法找到尽职尽责的工人。这两件事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这里似乎有一个恶性循环，而工作退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工入们成为了一种原料，只适用于过于定型化的、不用操心的工作。

这些观点应该也影响到了我们在消费上的选择。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看，让本地修理工来改装引擎也许有意义，也许没有意义。或许，你可以从连锁的部件商店购买一个改装好的引擎，而这些商店内的引擎购自墨西哥规模化的再制造企业。这些企业不会去留意那些需要修理工加以注意的微妙之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通常只保修2万公里，或者最多6万公里）。但如果企业富有公益精神，就会考虑两种选择涉及的劳动种类：一种需要自律和专注，这取决于修理工自身的判断力和对马达的负责程度；另一种是系统化的粗心大意

此外，这种决策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涉及谁受益这个问题：是国际主义下的外国资本，还是拥有知识的个体？鉴于资本越来越大胆地入侵到劳动的精神领域，我们消费者的选择就成为了一场地面战——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不管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我们在食品上的选择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现象：是从当地的农场主手中购买食品，还是选择远方的农业综合企业呢？马达改装也与这种情况类似。

大四时，我开始接触哲学，它让我从傳懂无知变得能稍微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

我一直感觉哲学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着我，促使我开始到夜校学习哲学的常用语言希腊语，并且最终进入了芝加哥大学

独立工匠的生活美好而自由，让人开始思考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该公司注重的是调查的形式，而非调查的实质，其研究成果只是为了给某些立场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 这些立场附加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既有物质利益也有非物质利益。例如，我的一项工作就是针对全球气候变暖提出各种论据，而且这些论据必须符合石油公司的立场，因为它们为智库提供了资金援助—弗雷德的生活看来更自由。

英文中的“自由”（liberal）一词，最早被用来区分“自由艺术”（liberalarts）和“功利艺术”（servile arts）。前者追求的是适合自由人的艺术，而后者被视机械性的艺术。我能得到智库的工作是因我在自由艺术方面接受了高等教育，可是这份工作却让人感觉并不自由：了金钱而寻找最有力的论据。这份工作并不适合自由人，我觉得脖子上的领带是一道奴隶的枷锁。当我在K大街的办公室里卖命时，弗雷德的独立工匠生活成 我脑海中不断浮现的自由形象。

整个环境流露出非法的气息，与以前的工作或学术会议相比，让我感到更轻松自在

我的店里有一本记事本，类似于摩托车日记，有着多种用途。它记录了哪些靡托车被送过来、我做了哪些工作，以及从中学到了哪些经验和知识

我也会在记事本上记录完成每项工作所花费的时间，以及购买零部件的开销。记事本上的内容只是一个草稿，我最终会根据它们填写给客人的维修单

我随心所欲地去戳那个油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用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话来说，“好奇之人始终是通奸者”

一位神学家写道：“好奇心受限于好奇对象，而好奇对象常常会被孤立起来考虑；好奇心引导我们去了解一些事情，就好像那些东西是我们在这世上唯一想要拥有的东西。”这种偏执的问题在于，修理工的行为是一种实际性的工作，而不是理论研究或单纯为了满足好奇心。因此修理工的行为必须谨慎，必须考虑到其他人，也就是必须意识到他人对自己的托付

好奇之人的注度力的确不在自己身上，他们的眼中只能看到自己的目标物。许多学术作品就缺乏审慎性，一味在採秘：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我采用的方法就类似我对付那台本田马格纳的油封的方法。但在修理那台本田马格纳时，我必须向自己的 客人说明情况。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过于主观，或者过于独断专行，你的行为会被视失当。也许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做生意

（《呆伯特》（Dilbert）、《办公室》（The Ofice）和许多有关办公室生活的流行文化作品广受欢迎，这些作品中的黑色幽默和荒诞主义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眼中的白领工作。

公司常常强调自己注重结果和颈效导向，但如果沒有实质性的产品，工作缴效就很准有容现的评定标准

但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企业已经将它们的重心从生产产品（现在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转移到品牌经营（即经营消费者的心态），这种转变也对员工们的心理形成产生了影响。流程变得比产品更重要，入们通过使用管理技巧对流程进行优化

尽管对员工们的评判标准依然是他们对公司利润所做的贡献大小，但这种量化并非易事；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变得含糊不清，导致企业成为了一个进行道德说教的场所。

在现代的办公室里，争论的焦点是“人”这个整体，而不是狭隘的一系列能力。

一个观点始终贯彻本书：经理人必须关心下属，真心实意地向下属发表讲话，探讨个人转型的可能性。与其说经理人是老板，还不如说他们是人生导师。

也许，每份工作都会带来一定的伤害。身为电工，膝盖、脖子、双手可能都会受伤，但这些伤害都不涉及良心

也许每份工作都会带来一定的伤害。身为电工，你会在供电线通过的槽隙里吸入大量未知的灰尘；你的膝盖会有瘀伤；在安装电灯或吊扇时，盯着天花板看也许会让你的脖子扭伤；你会常常被电击，有时甚至是站在梯子上时。在将电线捻绞到一起时，在处理用冲压成型的金属板制成的接线盒时，在用钢锯切割金属导管时，你的双手也许会被割伤。但不管怎样，这些伤害都不涉及良心

常常有些东西让我们非常痛恨，但又不得不继续使用，例如Windows。

正如我前文所说，工作必定是辛苦的，是为了满足他人的利益，也是他人会付你工资的原因。但如果我直接数据库的使用者提供服务：他希望得到高质量的摘要，而我希望从阅读和理解文献中得到快乐，这两种利益是和谐统一的。如果将我的劳动直接卖给使用者，是否就可以让他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到高质量的产品，同时也让我过上舒适的生活呢？这并不一定，因为人们会计算这种交易是否划算

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第三方想从我的劳动中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完全不考虑工作本身的自然速度限制，他们的存在必定会迫使工作流程超越该速度限制，导致工作无法体现之前所说的内在价值—一正是那些内在价值促使我想把工作做好。他们密切跟踪产品的质量，而“质量”对那些只追求剩余价值的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可对产品本身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而言，质量是一样切切实实存在的东西，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如果将问题都归于贪婪，就会导致我们无法就该问题进行严肃深入的探讨，只能听到利他主义无力的哀号或冗长的告诫。贪婪可能的确是导致我们可怜的职场生活的根源，但设计和协调工作流程的经理人绝对不是出于贪婪才这样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肯定贪婪，但程度和我们其他人差不多，而那并不是重点）。他们也是打工族，而且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在个人生活中奉行较高的道德标准。问题是，他们处于组织里的管理岗位上，不得不如此

私下说话直接坦率，公开说话空洞无物，正是这种双重标准的语言体系让经理人的世界与苏联的官條体系十分相似

之所以存在自我疏离问题，是因为工作的速度要求无情地迫使入们放弃工作的内在价值，只追求外部的利润指标。

可是人们的个性多种多样，并不是所有性格的人都适合上大学，事实上，有些非常聪明的人完全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也不适合从事那些人们认为拥有学位的人应该从事的工作，但大家并未意识到这点。 此外，将每个人都送入大学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异常

我凭借硕士文凭找到了一份工作，可那份工作会让人变蠢，而且工资不高

“学校社会提供它所需的技能，同时帮助个人获得他们应得的社会地位”。

空中交通管制员在工作中必须做出复杂的决定，在一项针对该岗位进行的调查中，社会学家伊瓦尔•伯格（Ivar Berg）发现，学习成绩和工作表现之间成反比

“学校教育的形式特征（例如成绩、奖您和学位等）变得比其本质特征更重要。在学校学习期间，争取奖励变得比切实学到东西更重要⋯教学被排到了学校排名的后面，后者的社会效应更明显；打分更看重的是其社会影响，而非实现教学的目标。”

换言之，真正重要的是你在同行中的排名，而不是大家是否都不学无术。当教育的目的变为制造文凭，而不是培养知识时，就丧失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动机：“人人天生有求知欲。” 学生因此与知识脱节。

大学让年轻人习惯于接受形式和内容的不匹配，接受官方言论和现实情况的不相符。如果要在现代的办公室内生存，这是不可缺少的〝能力”（就像苏联的情况一样），我们不能把其叫作犬儒主义。

30年前，柯林斯指出，高等教育有一个信号引导功能：它对展现出中产阶级的自律的人予以奖励，并颁发证书。但现在的白领们必须遵守哪些准则呢？曾几何时，通过考试、按时完成课业、为了掌握知识而刻苦学习都体现了遵守组织纪律的意愿，以及在层级制度中获得发展所需的性格。

但新的柔性组织反对层级制度，对人员的需求完全不同：它要求每个人培养自己的个性。布朗和斯凯思指出，在新的制度中，人是一个整体；员工必须拥有特定的个人素质，而不只是完成特定组织目标必需的一系列具体的能力。招聘人员要找的是一种个人态度、心理素质和社交能力的结合，很难用文字一一列出来（对一个没有客观标准的工作场所，例如修理店来说，这是很合理的）

经理人必须成为人类学家。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必须成为文化的开创者，就像摩西、耶稣或穆罕默德一样。也就是说，他们所需的人类学的技巧并不是客观的分析能力，而是创造世界的领导魅力（配以相应的丰厚的高管薪酬）。企业文化的发现开启了一扇大门，帮助办公室找到许多离奇的新操纵模式

1966 年，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t）写道，未来时代的理想生活将是“悠闲生活，科技将人们解放出来，工作不再严肃和刻板，从而使人们能更好地融入其中，享受快乐”。

在工作群体中，技能是圈内同行，甚至是非同行之间获得认同的基础。学徒可能会渴望成为熟练工人，从而加入那个圈子，而这与薪水没有什么关系。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预见到会存在软性专制的情况。在软性专制下，美国人会越来越习惯从国家身上寻找安全感，并且越来越依赖国家。他的分析可以应用到我们当下的情况：大型企业里也出现了大小事都管的国家软性专制倾向，而且现在有些超大型企业真的比政府还过分，把这种特别没有活力的权威，透过工作加在我们的生活上。

由于该任务的规模相当庞大，而且非常错综复杂，很难去追究成功或失败的责任。公司无法员工制定客观的绩效标准，但管理层不能就此罢手，所以他们盯上了员工的心理状况，大谈大目标，并且邀请工业心理学家来对各种个性指标进行追踪

上学就是在帮助他为这种状况做准备，那种教育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在大型组织内工作，他很难想象除此之外自己还能怎样谋生。在组织的权威操作下，他注定是一个微小差异（不论如何用反讽来夸大他所造成的差异），因为带给他工作意义的，就是这个组织

工作场所里的交谈相当自由，大家坦率直接、畅所欲言，你甚至可以讲黄色笑话。只要能完成实质性的工作，事物的秩序就不会那么脆弱。

办公室比工地更常出现言谈准则、多元化研讨会和其他形式的较高层次的规定，这并不奇怪。有些人也许将其归因于办公室内男女性掺杂的比例更高，但我相信更基本的一个原因在于，当工作没有具体的任务规定时（这在大家眼里是自主管理的好处），社会关系也就缺乏稳定的基础。管理层的重心被放在了维持共识和预先化解冲突上，结果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如履薄冰。如果你不能用木匠的水平来要求，那么敏感性训练就成为了一种必要

当自尊是被人为培养出来时，就很容易被操纵。它是一种社会技巧的产物，而不是建立在自身成就上的一种保障。心理学家发现，表扬次数多少和“做事不能坚持到底、常常观察老师的脸色，以及说话时改变音量，让回答听起来就像是在提问”等情况出现的频率成正比, 孩子们得到的表扬越多，就越会努力维持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那些被他人称赞聪明的孩子在被分配新任务时，会选择相对简单的处理方法。他们会开始逃避风险，依赖他人

大学生对文凭的热爱就是对这种教育方式的一种自然反应，这种教育方式也能让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进入工作市场后，适应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你知道你的自我评估是有效的，是因为文凭是由大学发放的，而大学有准入门槛。知名团体的成员身份、实习经历和学位都成为了获得自尊的标准。这种教育不是为了培养独立、在知识勇于探索的精神，或者坚强的个性

在工作群体中，技能是在圈内同行甚至是非同行之间获得认同的基础。也许熟练工人们会围成一圈，坐在小冰柜上吃午饭。学徒可能会渴望成为熟练工人，从而加入那个圈子——这与薪水没有什么关系。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才会觉得听从师傅的判断意见让他感到光荣，而不是难堪。当人们能坦然接受等级上的差异，并且存在清楚明了的标准时，在工作中就可能促成友谊或团结

实用技术始终与个人的经验密切相连。它无法通过下载获得，只能从实践中获取。

将通用知识视为知识的整体，完全忽视了知识的具身化和目的性。真正的思考者始终处于特定的环境之中

在工作中进行思考时，必须考虑所处的情境，这点非常重要。用规则来替代从业者的直觉判断，并将知识整理和编写成抽象的符号系统，然后用它们来替代情域知识常常会导致工作的退化

如果遵照这个认知理论，当事情变得过于复杂时，就无需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来做出判断。但事实上，当事情变得极其棘手时，你会想要让经验丰富的人来控制局面。当原因“就在系统本身的结构中”时，如果我们充分考量知识的隐晦面，那么，偏好演算法而不相信直觉判断刚好是错误的结论

仅仅通过流于形式的方式（例如能被编码的 “信息”）来反映这个世界的状态，就会让它们陷入一个逻辑三段论，采用电脑化的诊断来解决间题。但这种处理方法将事物的状态与其所处的环境背景分离开来，而背景是该状态存在意义的基础，因此这类表示方法完全不可靠。完全依赖计算机诊断系统，就相当于让人像个小学生一样，只会通过计算器来计算开方，却不懂得其中的原理。如果在使用计算器的过程中按错了键，36开方得出了18的答案，他也不会觉得这中间有任何问题。对修理工来说，风险就在于其他人可能按错键

在编写维修手册的人看来，汤米的角色就是智力技术和相应的社会技术中的一个小齿轮，而不是能独立思考的人。

编写维修手册的应该是那些同机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他们使用的语言让人感觉有一个真实的人存在，你愿意和他坐下来，向他学习。

为了让摩托车正常上路，他必须理顺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语，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自己脑中关于运作原理的模型

提到内在满足感时，首先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休闲活动，例如体育运动或者我们的业余爱好。这些活动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不需要其他人给予金钱上的激励

现在，人们选择休闲活动常常是为了“追求真正的自我”。与此相应，所谓的“好工作”就是能让人们拥有最大财力，来追求那些能让生命变得有意义的休闲活动。抵押贷款经纪人全年努力工作，然后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夏天的这次度假让他得到的满足感，足以支撑他度过秋天，冬天和第二年的春天

当他钻到自己的车下面时，会有人对他稍加监督，但这种监督被伪装成一连串骂人的话，骂骂咧的人可能在3米之外，看不到人，只能看到脚。这种骂人的话是另一种信任的体现：如果他能机智地回敬这些难听的话，谈话将会升级——话语更加肆无忌惮，信任也进一步增加，而且变成相互的。如果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很有前途，也就是说，他被断定有潜力往“邪恶的”更深处钻，他也许会被改装店聘用：这是一个可以让人放松打交道的人

这是一个与工作社群重叠的消费社群，重叠发生在每个参与者的生活范围内，而店家则是将重叠变成社交的地方：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是车迷，每个顾客都深爱自己车上的每颗螺丝，他们彼此知道对方引擎的特别之处

通过进行共同分析，大家的知识慢慢积累。这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分析，也是一种通过反复来验证的过程。你把东西弄坏了，然后把它拆开，找人问清楚，从中学到新的东西。在这里，工作和休闲都具有人文气息：它们都是理性的行为，都需要和其他人打交道。这种行为只有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在一定的圈子内被人视为很棒的东西：速度。要想让速度成为自己的主人，就要进入一个困体；而且正如我在爱车屋外学到的那样，要敞开心扉，接受前辈的指导——也就是要团结。

只要各地的人力资源没有特色，就能被加以剥削和利用

一种补救方法是在夹缝中寻找工作，做那些必须人与人面对面进行交流的工作。那正是改装店的工作特征：从事制造和修理工作的群体就包含在使用者群体之中。这类企业无法“规模化”，不能刺激那些远方的投资者，否则他们就可能高喊“将它们全球化”的口号，破坏那番欢快的景象

那份工作不能让他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反而摧毁了他最好的一面，工作和生活的脱节就在所难免了。所以，他在假期攀登珠穆朗玛峰，让自己重新获得动力。到了第二年夏天，他又成为了亚马逊热带雨林的生态游客。正是“第二人生”这个封闭的区域，让他再次成为感觉和行动不再脱节的完整的人——尽管只有短短几星期的时间。

要了解任何一类生物，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观察，记录它特有的活动。那些活动代表了该生物的“目”，在希腊语中，也就是它的telos（终极目的）。英语里有一句谚语浓缩了目的论对幸福的理解：快乐如猪嬉泥浆

这种活动被体验为一种内在福祉，活动的目的就包含在活动本身中

布鲁尔写道，在这里，有一个“对价值的鉴赏力，伴随汗发扬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正是这个评价性的注意力，把活动解送为乐趣。“要想在活动中找到快乐，就要参与并全心投入活动中，这种投入是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的，使整个活动值得被追求•••••如果只是在乎活动的工具价值………其对价值的关注就会从活动本身转移到预期结果上，即不再关心正在做什么。这种关注••让我们在活动中心不在焉，使活动变成一种负担。“

一个经典的心理实验证实了布鲁尔的观点。实验者将记号笔分给一些喜欢画画的孩子，让他们画画。有些孩子画画得到了奖励（他们可以得到盖有金色印章的证书以及缎带，并且这些安排是被提前告知的）；但其他孩子从未听人提起过奖励问题。数周后，那些曾得到奖励的孩子们对画画的兴趣减少，他们的绘画作品质量下降，而那些从未得到过奖励的小朋友依然喜欢画画，而且绘画作品的质量在提高。

画画并不需要任何理由，这种转移导致了他内心对画画的兴趣的减少。换言之，外部的奖励会影响人们对自身动机的诠释

人们在专心致志做事时的那种欣赏和关注力只出现在休闲活动中

为了保持我们对工作的兴趣，工作中必须有追求卓越和不断进步的空间。

我对修理摩托车的喜爱要甚于给房子走电线（尽管给房子走电线的工作可以赚到两倍的钱）。这两种工作都具有内在的优点，能让我全心投入其中，但修理摩托车更具意义，因为不仅是修理摩托车，驾驶摩托车也同样契合我对人类价值的认识。我希望自己能为人们骑摩托车时的愉悦感服务，那是我们的事业，这种高贵的运动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的工作是保证摩托车能正常运转。当某位客人在蓝脊大道（BlueRidge Parkway）侧身过弯道时，故意让全副武装的膝盖在内侧拖行，这时，我的工作就能派上大用场。那一刻的信任、勇敢和技巧给我的工作笼罩了神圣的光芒

我努力想成一个优秀的摩托车修理工。这份工作把我与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优秀的摩托车手联系在一起。我的水平怎样，是否能让摩托车发挥最佳的性能，只有他们能对此做出最佳的判断。那些人骑车水平胜我一筹，对摩托车的鉴赏能力也更高；如果不花些时间与他们待在一起，我甚至不知道这些功能性好处是什么。所以，我的工作让我进入了一个特别的群体。我在机械方面的关注范围本来是狭窄的，但它现在有了更大范围的意义：它一项活动提供服务，而那项活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共识不需被说明，它是友谊的基础，大家会肯定有价值的东西。

但后续的银行业发展历史显示，只要工作能被规模化，能去除个人因素，且必须受控于遥远的力量，就容易退化到甚至要求从业人员主动压制自己的正确判断的程度。

手工艺业的特别吸引力在于它一直在抵制这股遥控的潮流，从本质上来说，手工艺业需要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进行。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进行的建筑和修理工作都要在使用群体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依然是常事，工人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明确的标准也为工作伙伴们的团结奠定了基础。这种标准不受办公室团队中社会关系的操纵

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开篇就提出了“人人天生有求知欲”的观点。我在前文中已经提过，真正的知识来自与实物打交道的过程。工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但它的价值不只是局限于那些经过提炼的经验。相反，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本身能让人主动探究哲学，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人有求知欲的群体

我突然反应过来他们正要将电线穿过导管。之前我曾认为自己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这种黑暗的思想突然消失了，我想跳出黄包车，对他们说：“我也是干这个的！”我突然感觉自己和那一小群电工是心灵相通的

与其他人的友好相处是一种积极的吸引力，就像爱一样。那不是一种抽象的义务，而是我们时刻拥有的切实体验。

而资产阶级的观点并不是平等，而是相等，具有可交换性，忽略人类的等级差异

但正是卓越的吸引力，以及我们精益求精的态度，让我们不带偏见地去探索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不熟悉的领域发现别人比自己优秀的地方。例如，有些人在肮脏的工作环境中工作（比如修理工），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他们在知识上的优势。有了这些发现，我们就能了解那些从事传统上被轻视的工作的人，发现他们的可敬之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遵从了普救会对我们的道德要求，而是因为我们的确发现了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并且被他们打动

追求卓越的人很容易因为被莱种情况迷住而兴致勃勒，这种模式与普世平等论者不同：后者的同理心是没有区别的，更像一种自律行为。这种同理心类似于糟糕的艺术：由推断所得，而不是从其受益者身上发现了人性的东西。但这种同理心的接收者要的不只是被当作“普罗大众”，他希望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他希望自已被认为是个值得帮助的人，为此他努力培养特别的卓越之处或技能，力争做个有用，甚至是优秀的人

挫折常常迫使你寻求他人的帮忙，而这种要依赖他人的经历会让你变得谦逊，懂得感恩。

在《真正的教育）（Real/ Eoucation）—书中，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提到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新闻部长的一句格言。“没有经历过人生重大挫折的人，不可以在白宫幕僚办公室里工作。默里补充说，“在那里工作的职责重大⋯那些工作不能委任给那些不能痛苦地意识到事情可能糟糕到何种程度的人。”

这种教育正好符合有钱人物质文化的教学要求：把学生隔绝起来，使他们不会被现实中的挫折打败。那种挫折常常迫使你寻求他人的帮助，就像你的车在半路抛锚，碰巧你又没带手机，因此不得不挥手拦下骑摩托车的人，或者去敲陌生人的门。这种不得不依赖他人的经历会让你变得谦逊，懂得感恩。

让那些天才学生学一门手艺，即使只是在暑假期间；这样，在将来管理国家之前，他们的自负会不断被打击。

这是消费者的自我概念，通过购物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从而主动将自己的偏好表达出来。

我在本书中阐述的主体性概念是指为完成某个目的而进行的行动，行动者认为该目的是好的。行动者的这种判断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个人的。相反，它源自对世界的真实特征的领悟. 它有时容易被把握，例如当熟练的管道工向学徒演示时，他必须用一定的方式让下水管通风，避免废气通过马桶渗入房间，让整个房间发臭。它有时需要洞察力，例如当比我优秀的摩托车手从骑手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应该减少摩托车前端的阻尼

通常情况下，会有有血有肉的真人来亲身证明那些观点，你会对他加以效仿（例如我效仿查斯，以及后来的弗雷德）。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会让你充满活力，想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在这个令人激动的过程中，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清楚，你的判断会变得越来越真实，这是全心投入所做事情带来的体验，一种在他人的帮助与陪伴下，融入身外世界的感觉

在这个共同的世界里，行动将工匠与他人联系在一起，而工匠的个体性正是通过这些行动表现出来的。这里的“他人”包括他服务的消费者，以及该行业的其他从业者，他们有资格来判断这名工匠的工作的优秀程度。这种可以交流的个人特质与自我封闭相反，自我封闭隐含在“自治”的概念里，意指自行制定原则。自治的概念否认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先于我们存在的世界中的观点。它认为人本质上是孤独的，自治的个体是自由的，因为它与其他人没有关联。如果以这种观点看待自己，就是背叛了我们天生对这个世界背负的债务，是一种道德上的忘恩负义。因为事实上，我们是一种具有依赖性的生物：我们依赖彼此，也依赖那个不是由自己创造的世界

保守主义者赞美私人财产是获得自由的支柱，这点是正确的；但当他们用这种言论为公司财产进行辩护时，就成了资本前所未有的集中化的支持者，这将导致自主经营和自力更生的机会被遥控的力量扼杀。

这种观点将阻碍人们认识到那些相较而言微不足道，而且更辛苦的工作能让大家今生过上美好的生活，导致他们在这些工作中心不在焉。

在实际操作中，也就意味着在生活中寻找那些可以使个人的行动力和对知识的热爱在此生实现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