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

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之变体。中国史前陶器上的文饰就和中亚及近东所发现的类似。

今日之汉字为数2万，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无疑的已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字之一

如“抽象”即系抽出其相，与“具体”之具有其体相对

文人用笔，通常省略当中某些环节（例如“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两个子句，当中无联系辞，也不知道所说系理论抑是事实）， 虽说言简意赅，却不是严谨、正确的通信工具。

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统治更加稳固。800年的统治中，影响之深远，常使历史学家难于区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还是中国人的性格？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

他倒主张尊重民意

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

读者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 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纪录对照

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溢称“文王”。 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溢为“武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事实发展却不尽然

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

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

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周公， 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日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仅公侯伯于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

传统上东周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可是两段之间，并不衔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以春去秋来的方式记载前一阶段的重要事迹

而尤其是进入战国这一段历史上号称“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政治哲学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兹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无此精到之处。所谓百家争鸣的百家，实际不过约20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组织，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 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这些思潮对当日政治之狂澜不能挽救，只能使明达的人退而为隐士。以后道家以一种“到自然去”的指向， 策励艺术家和诗人。

通常他们支持独裁者，以赏罚为不二要义，而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则不外军法和戒严法

一方面有人在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一样的慈悲为怀，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 便不怕手段不纯正，以致施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弄到焚书坑儒，而这些事迹都发生于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在春秋时代，纪录留下了170个国家的名目

楚，就独自吞并了百余国中之40个

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战斗不出一日，交战时保持骑上风度。交战者按仪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一到战国时代，这样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强国已有今日欧洲各国的疆域规模。作战起来其凶残也不下于现代人物

当时战死的人数和加于俘虏的残酷事例，不论是否经过夸传，足以使现代的读者战栗。在这样鲜血淋漓的纪录中，不免令人怀疑许多作家提及中国人的和平性格是否名副其实

通常河流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纪录。其中一条支流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相信的含沙量63％

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这“葵丘之盟”在约350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 《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

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

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谨。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 1.392 次

《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

不难想像，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

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觅水草

尤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

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国家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全国的国防线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泪的渊薮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50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

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

《孟子》 一书中提及亚圣与他年齿稍幼的两个哲学家意见不合。杨朱主张各人循着自己的私利观行事，若以道德激劝，强人违反自已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乱，所以他说虽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他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趋向，去接近欢乐， 避免苦楚，这和近来西方时尚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非常接近。和他观点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强调上天命令每一个人不分畛域又不待仪节约束地去兼爱他人。既有如此的强迫性存在，则任何要求也不算过分。在行动上墨翟和他的门徒冒着性命的危险，企图避免当日的兼并战争。

孟子对两人都没有好话可说。他指斥杨朱之纵容个人的私利观，等于承认君主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爱，等于否定父亲的特殊地位。他以绝对的态度丝毫不通融地警告着：“无父无君，禽兽也。”如此不容忍的态度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惊讶。所以务必投以历史的眼光，才能了解个中究竟

在西方直到中世纪结束，封建公侯无力控制城市，才让市民不受庄园法庭的管制。之后又从这城市特权，产生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自始至终这发展不待人谋。而等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自觉运动， 将所有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及于全民

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

将杨朱、墨翟和孟轲参差拼合，可以看出中国历史里长久的茎干。

吕不韦首先以恭维的言辞和贵重的礼物交结于作为人质的公子

其执行步骤包括贵族被废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职，井田制度一体取消，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土地税按亩征收，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国家又提倡农桑而贬斥其他各业，以求全国普遍的丰衣足食。从史书里看来秦始皇即位之前约100年，以上的政策都已付诸实施。

秦国是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它与现代集权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后者将一个业已多元化的社会扭转回去以遂行其狭义之目的。赢秦则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集权体制，此外秦之集权亦无国家主义的征象。虽说这个国家以征服其他国家为职志，其所拟之消灭者仅是对方的王室与贵族，秦王本身的重要卿相．却全属客籍，即统一天下之后亦然。秦之记录里看不出人民因原有国籍而受亲疏歧视的待遇。

秦之体制既成流线型，法家思想即构成其意识形态。虽然它站在人性为恶的立场．可是也认为人类的可以集体为善

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离家族观念，将法律与情感及纪律混淆，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则一无可取。

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这时期仍是以数量取胜的时期，军事技术大致在平衡状态，没有一个交战国因为质量上的优势而使战局改观

全国有声望的家室12万户，一律迁居于国都附近，以防止地方力量再起

凡在日常语言之中引证古典，或是以古代成例评议刻下的时事，都判死刑。

秦国的无名艺术家不幸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是集体完成的，只能贡献于一个君主之前

这个新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的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汉朝创业之主刘邦是秦帝国里位卑职微的地方巡警官。他的两个丞相，萧何和曹参，曾任县级的小官僚。樊哙日后为大将，当日不过是屠夫。另一大将韩信寒微时曾一度乞食，黥布与彭越曾为盗。从新朝廷布衣卿相的局面看来，以前各领域内的贵族统治力量必已全部摧毁。

兄弟等封为王，功臣中之卿相则封为侯。

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

他们急不得暇地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截的解释

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将专制皇权合理化了，使之比较温和，同时鼓舞百官的自信。他们因此觉得盈天地之道（我们称之为自然律，natural law），都已在掌握之中。

有些爱国心长，摩拳擦掌地发出好战喜功的声调。也有很多在吟咏间， 表现着厌战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武帝长久的御宇期间，前后执行这样的战役8次。 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鲜，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并且也在青海与藏人交兵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

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户也是自耕农身份，也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

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税收基层之趋势。

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

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

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 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

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于生产品之—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有如中国变乱时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处来得长久

当王莽为摄政时，据说所建的太学有宿舍万间，足以容纳同数的学生，这一数字或许有些夸大。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和他的智囊邓禹都是当时太学生。

后汉第二位君主明帝刘庄在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

同时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500人；

而如此众多的读书人， 他们游学的旅费和生活费也必赖财富集中才能支持。西历的公元前后，西安已是个拥有25万居民的大城市，洛阳居其次，也有近20万人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全人口1％

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

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传到他的父亲已 不过县令。

将私人财产权彻底明确的划出，并且给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现代西方所独创

什么是安居乐业的标准？由谁来做判断？

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调和。因此， 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

根据官方的资料，土地税只有收成的1／30。

全面确定税则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个郡守因所报不实而死于监狱。

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农户耕地既小．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凡是有关借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 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

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地方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

与他大致同时代的王充不断的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后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大概每20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样的“选举”， 无从全部公正无私。

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

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

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事实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齐掀动。

可是曹操自己也举孝廉，在朝廷政变之初，他与官僚集团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称著

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

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定有负咎的人在

曹操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蛮的办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井且在于他公开道说，有意凿穿众所公信的神话。据说他曾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内称：“国家本是精神产物。”从实际眼光看来，我们今日甚难接受这样的说法

曹操口中所说、手下所做都像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骂了。在中国的戏曲里，曹操的面谱全部涂白，状如墙壁，以显示其谲诈，只有眼角稍沾墨笔，表现着他机警应变的能力。

可是千百年之后关公仍被中国人奉为战神，民间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挥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关羽“义重如山”，至今秘密结社的团体

京剧将这段历史极尽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16世纪一本大众化书籍之助。《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富于传奇性，这书将当日事迹 极端地小说化且浪漫化。

官方的历史家代表着大传统，其任务为“褒贬”，当然也尽力在使白者愈白， 黑者愈黑

据说随从报告他：“天下荒漠，百姓饿死”，他闻之而说：“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齐主 “东昏侯”萧宝卷，也是弱冠践祚。他凿金为莲花贴地（莲花乃佛教圣品），令他心爱的潘妃行其上，称“此步步生莲花也”

只是富于中国情调罢了

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

其文句间的对称和均衡极尽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间的逻辑。

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

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 “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刘伶以驴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

它的神学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发生顿悟之功效

其衍变也绝非少数人物的贤愚不肖，有如过去的历史家之尽情褒贬，以及戏剧家之将他们的面孔涂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500万户，更有人口2500万， 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这异族入主的朝廷在5世纪末颁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所有官僚的薪给数额公布于公元484年

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而去“宽乡”

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 “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楼台和富丽的花园

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

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他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 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 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

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

中国人之开拓台湾则始于7世纪。

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8倍

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

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倍

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 （constituency）的利益；

直到老年，她讲到唐太宗李世民，还带着敬爱的语气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

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我们批阅当日资料，看到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

理想主义者不难指出，如此之花费早应用于国防。可是在我们听来这样的建议等于令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封闭，以便使越 南战事获胜

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说到后期的凋零和败坏也可能说得过度。

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

他从华中向东南移动时，揭橥打破官僚的贪污无能为标榜，一面收容匪盗；一面感化官兵。公元879年他入广州，至此已集结50万人。可是他也在此间遇挫。他原希望朝廷招安，让他为广州节度使

黄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国长期左右为难的地方。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财政开支极高；可是若没有负责的中枢，其结果也不堪设想

唐帝国的低层机构已经发育成长，超过当初的设计很多，已不是现有的高级权威所能管制。

创业之主赵匡胤就曾立志不因臣下与他意见不合而置人于死地，并将此信誓纳于太庙，传及子孙。

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活，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他的书中有一段提及舜为东方之夷人，周文王为西方之夷人。这文句被所有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受有教育的人士态度如是，

所有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之情形、提供借款之保证、到期不能还款之处置，及没收其担保之财产等，全无着落

后者大体上是一座消费城市，购买力操在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和随从手里

即使是民间传说，中国人也保持传统观念，认为由浪漫邂逅而来的婚姻必大为不祥。

宋朝不能在战与和的途径上长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对本身造成的损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清明上河图》之为一种历史文件，举世无双

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

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

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纪录：其贬值为6000万比1。

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

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人口，于是数量重于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 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

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

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勃朗(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 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319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贾似道年轻时喜欢享乐，不时在西湖上张灯设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灯烛辉煌，便说，看来贾似道必在潇洒自如。

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你不亲眼看到无法置信”，这样不断地挑逗读者，也使他们必须将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赏远方异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物。

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信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

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其人口只有 100万左右，他们的武功却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纵之中

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惨败，忽必烈极度的愤怒， 于是准备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

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

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 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

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 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

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公元1344年，旱灾与饥荒降临到他的故乡时，数星期之内父母和长兄相继去世。当时其既无资财购置棺椁，朱元璋和他另一位弟兄只好自已动手将他们草草掩埋，自此各奔前程。这位明朝的始祖，初时在一所庙宇内作徒弟，任杂役，当时尚未满16岁。不久之后，他成为一个行脚僧，

原来元朝末年，朝廷对各地水旱的灾荒缺乏适当的处置：经营水利的大工程则纠集了多数的劳工，其待遇也没有保障；元军的各将领则钩心斗角，各不相让。于是各种条件都使当日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满觉得时间业已成熟，乃是兴兵发难的最好机会

可是孙逸仙称南京“高山深水与平原钟毓于一处”

同时朱元璋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来的痕迹，也同样的带着戏剧性，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也依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即使各州的市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准才能算数

倭寇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民一律不许泛海

朱元璋并非不通文墨，他自已即曾著书数种，

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

事实上的利益冲突无从用实际的言语道出，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

此外紫禁城里的故宫则全部保全完整，宫殿内有房舍9000间，当初由朱棣下令建造，以后又续有新添，更因清朝的大规模翻新，现有的故宫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大规模的现物陈列。

朱瞻基不乏对国事判断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难得。他的艺术天才与宋朝皇帝赵佶相比，尚可能较赵佶为优。

接位者为第5个皇帝朱瞻基，当日不过26岁，他曾受极好的儒家教育，御前也有好顾问，在个人讲，朱瞻基不乏对国事判断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难得。他的艺术天才与宋朝皇帝赵佶相比，尚可能较赵佶为优。

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

读者不要忘记当本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共和国兴起时，明代史即曾被用作一种武器，为宣传专家抛掷来去。

虽说在理论上讲，这种权力并无限制，最后的办法仍是以人本主义调和这天授皇权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坚持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几乎带着宗教性的虔诚。这问题容易产生敏感，乃因其关系臣僚本身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

一般情形下，因为上层要求下级政府作主， 自行斟酌地添增，所以毫无管制

因为财政之本身紧贴在农村之上， 它也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之商业作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

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

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认为公元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巳接近15000万

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的升迁为饵来笼络部属

当他向臣下罢工，使百官缺少绝对仲裁的权威时，皇帝已不能加于他们头上更大的灾害。

因为当中有好几个利用无锡的东林书院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

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

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

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

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鼎盛之际

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

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 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

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

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

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

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 上下颠倒。

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愿望

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

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而自愿参与

他们仍然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地思索。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既已于官僚的经理管制结不解缘，他们也就信而不疑

他们将当时的生活状态以极悠闲的态度写出微细之处，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画。

只图适应官僚系统之方便，不顾对各个人内在的公平。

火器临时由无经验之人根据200年前之书本在战场上临时制造。

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

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袒。

也只有亿万计的农民和诗人似的县官——亦即这社会里的主要人物

这个乡村私塾先生曾在广州街头接到一纸基督教传教士所发的传单，又科举场中失意之后为病魔所缠，于是在昏迷状态之下发生幻视

当中最有威胁性的无乃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这个乡村私塾先生曾在广州街头接到一纸基督教传教士所发的传单，又科举场中失意之后为病魔所缠，于是在昏迷状态之下发生幻视。复元之后他读及传单， 才确切相信自己乃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

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

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

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

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

当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

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 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 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 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

1898年的“百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

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 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农民相比，显然效率要高，此中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 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 1898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 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

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

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

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纳了这条路线。

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

他在遗书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回京之后，她实际等于重新公布光绪之改革，亦即4年之前她所嫉视之改革。在某些方面她尚将其范围扩大。

下面庞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剧烈差别的农民，能在各行政区域范围内驯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视作良民。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与纪律。

医学博士孙中山，大革命家，看来曾希望实现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则他不会作上李鸿章书而盼望能见

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孙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10次，每次失败都免不了人命牺牲。其中有些烈士尚为他切身的好友。他的革命会党基本上是社会精英，却无法和群众接近。初时他们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动，散发煽动性的传单、暗杀和占领官署发难。逐渐的，他们才认清他们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秘密结社和潜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陆军作为以后行动之根据。

军阀也非个个粗蛮，吴佩孚即系诗人。可是性格淘气的张宗昌据说生平不知所带兵员人数、手中钱数和各房姨太太数。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

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鸿、亚当斯密、大小仲马、 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

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

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陈使用“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互相交换。

他不规避暴力，而认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个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据的政权并无不合理之处。他提到民主与自由，却又用道德的名义强迫执行使之兑现，有如卢梭。在这些方面，他留给毛泽东的影响至为深重。在北大图书馆，他也雇用毛泽东为临时工作人员。

在这群思想家之间，代表美国的影响者为胡适。

英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经验，她可以立即施行社会主义再回头重新采取资本主义，当中也并无修改宪法的必要。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 才能存聚

社会主义给这体制以若干修正，它使公众的资本加入，并对私人资本加以较强之管制

此时的英国也曾试验为民国，也接受了独裁制，回头又有王室复辟，复辟不已，再来一次革命

可是英国的出口大都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织品占输出物品75％至90％之间。

根本是农业社会之遗物。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

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

内阁制和两党制

1689年的革命以“光荣”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来的成果一并收纳。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之上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即此就绪。

“革命之生产方式”仅能由经济组织最前进的国家执行。共产主义者不当另外组劳动阶级之党抗衡。这些都已写在《宣言》之内。

她起先拒绝改变，以后将改变限于若干方面，并企图振起传统的社会价值以为抵制。这和其他各国的经验比较起来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与荷兰及英国旷日持久的纪录相较，也不能说中国已放弃了很多机会，坐费了不少宝贵光阴。

他以黄埔毕业生造成部下主力，于是将各省区间的强人和政客拉拢过来，构成一种人事上的团结

毛泽东乃是古今一大宣传家，

中国既已有了整个年轻的一代对现状不满，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干部

读《翻身》，一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

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

他既有人之弱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

从王安石失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获得当前的教训：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 上端无限制抽税的权力并非执政者之福

这样也落入一种离奇的局面里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税重而喘不过气来，上端国库的收入则不足预期数量

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敌视，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却代表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段落

一箭之遥

如果时装广告牌出现于人民大会堂不过一箭之遥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气的高贵汽车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业以出售股票筹集资本，那就难于解说这些事物仍属社会主义范畴。

如果将四周牵扯的事物一并拿来讨论，也可以从狭义的说资本主义只能由市民之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作基点产生

中国的革命，从毛泽东的故事看来，则主要的是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领导农民发动。在后来建国过程之中，中国人发现西方和日本所创以货币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从这一点上模仿过去，邓小平影响下之中国才有了一种所谓资本主义色彩。可是这色彩与内容之间仍有极大区别，不仅方面多而且内容深。

目前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员有行使职权之自由。私人企业还只限于小商店、食品供应零售业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业

从一个以农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

《共产党宣言》 内中条列的各项步骤在19世纪中期看来带革命性格，以后却供很多西方国采纳，连美国在内

殊不知现代高等科技如计算机等即全由他所不承认的三个因素产生

在这岛上， 政府也对银行业和对外贸易有确实的掌握。它也经营铁路与公共汽车。在教育和传播媒体方面，政府的影响尤大。在这许多方面的结构及管理，台湾与大陆中共并非如水火之不相容。

在本书成稿之日，有很多迹象显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准备给蒋介石恢复名誉。他在浙江之故居据说已经修整。一座抗战史迹博物馆将开设于卢沟桥畔。在北京和汉口，街道已改用国民党抗日殒身的将领为名。

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亦即注定将发生的事物总会发生，道德与否和事实之来往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