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一旦携手，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同时破坏“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

本书无意涵盖新科技的所有影响。虽然科技带来了许多美好的承诺，但我想特别强调的却是威胁和危险。

很快就会有人必须决定如何使用这股力量，而他决定的理由，则来自关于生命意义的某些含蓄的或者直言的故事。

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自由民主是人类迄今最成功也最灵活的政治模式。

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

宽阔的道路、坚固的桥梁、熙攘的机场，取代了城墙、护城河和带刺的铁丝网。

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选民，光是要了解新技术就已经很勉强，更别谈要规范新技术的爆炸性潜力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可能是改变世界最大的一个因素，但领导互联网革命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什么政党。

自由主义的故事，是一套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如果未来成了生化人、网络算法的世界，自由主义的故事要怎样才能继续有意义地讲下去？

也许在21世纪，平民主义者（populist，或“民粹主义者”）反抗的将不再是经济精英剥削人民，而是经济精英不再需要人民。

反抗“无足轻重”比反抗“剥削”困难许多。

民主的根基之一，在于亚伯拉罕·林肯提出的原则：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

执政的寡头特权阶级一旦垄断媒体，便能不断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并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外部的威胁——无论是真有其事或仅仅是空穴来风。

生活在这种寡头体制下，总会看到一些重大的危机，让人觉得医疗保健和污染相形之下只是无聊的小事。国家都面临外来入侵或恶意颠覆了，谁还有时间担心病人太多、河流遭到污染？只要制造出永无止境的危机，腐败的寡头政治就能享受永无止境的统治。

开放市场、问责治理、民主、人权、国际法等原则仍然是这个世纪人类进步最坚实的基础

传统上，自由主义需要搭配经济增长，才能神奇地平息棘手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恐慌其实是一种傲慢，是自以为完全知道世界正在走向毁灭；

就算是那些原本认为依靠直觉的工作，人工智能也能表现得比人类更好。

两辆自动驾驶汽车来到十字路口时并非独立运作，而是属于同一套算法的一部分。

连接性和可更新性可能带来的优势巨大

如果只是为了保住工作就拒绝交通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自动化，绝对是不明智之举。毕竟，我们真正该保护的是人类，而不是工作。

事实上，随着人类寿命延长和少子化，养老产业很可能成为人类劳动力市场成长最快的行业类别。

除了养老产业，创意产业也是自动化特别难以突破的领域。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从iTunes（苹果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下载音乐，而不需要由真人店员来销售，但作曲家、音乐家、歌手和音乐节目主持人都还是活生生的人。

艺术的目的是让我们和自身的情绪有所联系，或者激发出新的感受。

情绪也不是什么神秘的现象，只是生化程序反应的结果。

音乐的输入和输出都适合用精确的数学来描述，输入时是声波的数学模式，输出时则是神经风暴的电化学反应模式。

如果说听众觉得美就是美，而且顾客永远是对的，那么生物统计算法就有可能创造出历史上最佳的艺术。

只是为了进入艺术市场，取代许多人类作曲家和表演者，算法并不需要直接打败柴可夫斯基，先打败小甜甜布兰妮就行了。

人类与其想赢过人工智能，不如把重点放在人工智能的维护和运用上。

2050年的就业市场的特点很可能在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而非竞争。

但是今天，就算无人机驾驶员和资料分析师的岗位确实缺人，美国空军也不会找个失业的超市收银员来填补空缺。你不希望有个没经验的“菜鸟”把阿富汗的婚礼派对误认为是塔利班的高层集会吧？

这有点儿像19世纪汽车取代马车时的情景，当时有许多马车夫转行当出租车司机，只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些马车夫，而是被淘汰的马。

就算某位40岁失业的沃尔玛收银员靠着惊人的努力让自己改头换面成了无人机驾驶员，也很有可能在10年之后因为无人机也自动化了而必须再改头换面一次。职场波动如此剧烈，使得组织工会或保障劳工权益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很多新工作的形态也是无保障的临时工、自由职业和一次性合作。如果某个专业在10年间就迅速起落，又怎么可能组织起工会呢？

仔细观察国际棋坛的动态，或许可以预估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一心认为会有足够的新工作来弥补被淘汰的工作，将会十分危险。在过去的自动化浪潮中曾发生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在21世纪这个极为不同的情境下再次发生。一旦真的发生系统性大规模失业，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干扰将会极为严重，

而全球最成功的冰激凌品牌就是被谷歌排在前面的那几家——不见得是真正最好吃的那几家。

我们知道，只要抓住了算法的目光，抓住人类的目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以“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工作”为指导原则。很多工作不过是无聊的苦差事，本就应该被淘汰。例如，没有人一辈子的梦想是成为收银员吧？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要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以及保护其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

政府可以提供全民基本服务，而非全民基本收入。换言之，政府不是直接给钱让人乱花，而是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服务。事实上，这就是共产主义描绘的愿景。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该为民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资本主义的天堂）还是全民基本服务（共产主义的天堂）。

不论选择如何定义“基本的人类需求”，一旦免费提供给所有人，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接着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政治角力

智人本来就不是一种会满足于现状的动物。他们的快乐很少取决于客观条件，而多半取决于自身的期望。

有大约50%的极端正统派男性犹太教徒从不工作，把生命都奉献给研读宗教经典、进行宗教仪式…虽然这些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又穷又失业，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显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比以色列社会其他任何阶层都高。多亏了这群又穷又失业的人，在全球生活满意度调查里，以色列的排名也算是名列前茅…相反。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把人类赶出就业市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楷模，而不是过去的化石。

上犹太初等学校、研读《塔木德》，但对所有人来说，对于意义、对于社群的追求，将有可能变得比对工作的追求更为重

就自由主义看来，人类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所有权力都来自个人的自由意志，表现在每个人的各种感受、欲望和选择之中。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相信“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所以它赞成民主选举。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相信“顾客永远是对的”，所以它拥抱自由市场的原则。而在个人方面，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聆听内心的声音，随心所欲”，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就行。于是，人权便将这种个人自由的概念奉若神明。

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的一次著名访谈中曾表示：“没有‘社会’这种东西。生活就是由男男女女交织而成……生活质量如何，取决于每个人准备为所有人承担多少责任。”

所有的公投和选举，诉诸的永远是人类的“感觉”，而不是人类的理性…如果民主谈的就是理性决策，那么哪还有理由让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甚至还投什么票呢？早就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就是有一些人比别人学识更渊博、更具理性，特别是讲到特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更是如此…这岂不就像是要用全国公投决定爱因斯坦的代数算得对不对，又或是让乘客表决飞机驾驶员该在哪条跑道降落？”

民主的概念认为，人类的感受反映出一种神秘而意义深远的“自由意志”，而这就是权威的本源；虽然每个人的聪明程度高下有别，但自由程度一律平等。就算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佣，也和爱因斯坦和道金斯一样有自由意志

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心是这么说的。这种对“心”的依赖，可能就是自由民主的致命弱点。一旦有人研发出相关技术，能够攻入并操纵人心，民主政治便将成为一场情感丰沛的木偶戏。

自由主义相信感受，相信自由选择，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自然，也称不上久远。

猴子、老鼠或人类看到蛇的时候会感受到恐惧，是因为大脑里的几百万个神经元迅速计算了相关数据，并得出“死亡的可能性很高”这个结论。

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各种感受是出于运算，原因在于这些快速的运算远不在我们的意识阈值范围内。我们感觉不到大脑里几百万个神经元在怎样运算着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对蛇的恐惧、对伴侣的选择或对欧盟的看法是出于什么神秘的“自由意志”。

在人们将它们穿戴上或植入人体之后，生物传感器就能将各种生物程序转换成计算机能够存储、分析的电子信息。只要有了足够的生物统计数据及运算能力，外部的数据处理系统就能进入你的身体，得知你所有的欲望、决定和意见。

英文单词“television”（电视）的语源，分别来自希腊文的tele（远），以及拉丁文的visio（视界），原本是要让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事物，但很快就可能是让别人从远方看见我们。

谁都可以列出算法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并由此得出结论：人类永远不会信任算法。这有点儿像列出民主的所有弊端，然后得出结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支持这种制度。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说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之外，民主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政治制度。不论是对是错，人类都可能对大数据算法得到相同的结论：虽然算法漏洞百出，但我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当政府和企业都能够成功进入我们这套人体操作系统时，人类就将面临铺天盖地的种种精准操纵、广告和宣传。

飞行员一旦因为眩晕而产生空间迷向，就不能再相信自己的感官，而必须全然相信仪器。

只要简单回想一下，短短不到20年，就已经有几十亿人把一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任务全然交付给了谷歌搜索算法：搜索相关、可信赖的信息。我们不再自己去搜索信息，而是都靠“谷歌一下”。而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谷歌来寻找答案，自己搜索信息的能力就会下降。今日的“真相”，已经是由谷歌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结果来定义。

有多少基督徒真能把脸转过去，有多少佛教徒真能超脱利己的执念，又有多少犹太人真能爱邻如己？

如果我们教康德、穆勒和罗尔斯怎么写程序，他们就能在舒舒服服的研究室里为自动驾驶汽车写出程序，也肯定能让每辆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都遵守所有伦理规范。这就像让舒马赫和康德合二为一，担任每辆车的驾驶员一样。

设计自动驾驶汽车的时候，丰田或特斯拉就是把过去道德哲学上的理论问题转化成了实际的工程问题。

历史上第一次，可能会有哲学家因其所提出的理论造成不幸结果而被告上法庭，因为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证明哲学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

工程师可能会不经意间把自己的潜在偏见写进软件里。不过发现这种错误后要清除也并非难事，至少比清除人类种族歧视和偏见的难度要低得多。

对哲学家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工作机会，他们的专业技能在过去没什么市场价值，但未来可能会突然变得相当吃香。所以，如果想读个未来能找到好工作的专业，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哲学.

我们是该害怕机器人，但原因是它们永远只会服从主人，绝不反抗。

如果201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手中有一群机器人杀手，用来对付民众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们倒戈相向。

由于太多政权道德有缺失，甚至根本就是图谋不轨，自主武器系统带来灾难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最后可能会得到连奥威尔都难以想象的结果：完全的监控政权，不但追踪所有人的一切行为和话语，甚至还能进入我们体内，

在未来，可能该国所有公民都会被要求佩戴生物统计手环，不仅监控他们的一言一行，还掌握他们的血压和大脑活动。而且，随着科学越来越了解大脑，并运用机器学习的庞大力量，该国政权可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知道每个公民在每个时刻想些什么。如果你看到一张该国领导人的照片，而生物传感器发现你出现愤怒的迹象（血压升高、杏仁核活动增加），大概明早你就会被抓进监狱。

鉴于20世纪的科技水平，把太多信息和权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并不是有效率的做法。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及时处理完所有信息，并做出正确决定。这也就成了苏联做出的决策水平远低于美国，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美国经济的部分原因…人工智能可能会让集中式系统比分布式系统效率更高…一心想把信息集中，在20世纪曾是专制政权的主要弱点，但到了21世纪却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优势…当时不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他都不可能建立群众政党、全国青年运动组织或国家教育体系…如果有人打算用20世纪30年代的方式来重新打这场仗，有可能会遇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攻击，令他们措手不及。

算法歧视你，并非因为你是个女性或黑人，而是因为你就是你。就是有些什么关于你的特质，算法不喜欢。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特质，就算你知道，也找不到人和你一起大声抗议，因为没有其他人会遇到与你一样的偏见，只有你。到了21世纪，除了过去的集体歧视之外，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日益严重的个人歧视问题

今天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似乎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之间做选择，政治家有种以为自己可以选的错觉，但真正重要的决定早就由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商人在提出选项时就做完了。人工智能和自然愚蠢

因为智能和意识是天差地别的两种概念。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意识则是能够感受痛苦、喜悦、爱和愤怒等事物的能力。

提高智能的路其实有好几条，其中只有一条需要靠意识。就像飞机不用发展出羽毛，但飞行速度却比鸟更快，

算法只需要学会辨别猿类在快乐、愤怒或恐惧下的生化模式，而不需要它自己感受到快乐、愤怒或恐惧。

那么计算机有了极先进的人工智能之后，可能只会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

末日景象可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点击当中悄悄而且平凡地来临。

数字独裁

自由主义一直强调政治上的平等，也慢慢发现经济上的平等几乎同样重要。

大多数人类的痛苦将不再是受到剥削，而是更糟的局面：再也无足轻重。

人类也学会了接受这种情况，认为这再自然不过，甚至可能是天命难违。在这种想法之下，等级制度不仅是常态，更是理想。如果贵族和平民、男性和女性、父母和子女全部混为一谈而没有高下之分，哪能有秩序呢？世界各地的神职人员、哲学家和诗人都会耐心地解释说，就像人体的各个器官也不平等一样（脚得听头的话），如果在人类社会要求平等，只会带来混乱

工业化的经济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工业化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士兵。无论哪种政体的国家，都极为重视国民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因为它们需要几百万健康的劳动者在生产线工作，需要几百万个忠诚的士兵在战壕里作战。

生物技术的进步则可能将经济上的不平等转化为生物上的不平等。

等到出现了延长生命、让身体和认知能力再升级的全新疗法，而这一切的代价又极度昂贵，可能就是人类整体分裂出生物种姓的时刻。

到了2100年，最富有的1%人群可能不仅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更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美丽、创意与健康。

成了多余的人，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时候，民众的未来只能依赖一小群精英能否心存善意。就算这种善意能维持几十年，但只要遭逢危难（例如气候突变），要把多余的人抛到脑后实在太诱人，也太简单。

上层种姓聚集起来自称“文明”，再用城墙和护城河把自己与外界的“野蛮人”隔开。在20世纪，工业文明需要“野蛮人”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所以文明征服了野蛮并加以吸收。但到了21世纪，后工业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纳米科技，比起过去更能自给自足、自我维系。

在文明区里，作战时是生化人彼此互掷逻辑炸弹；而在野蛮区里，用的则是砍刀和AK–47突击步枪。

也许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给孩子的是怎么写计算机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该教的是怎样拔枪拔得快、射击射得准。

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所有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关键在于规范数据的所有权。

但到21世纪，数据的重要性又会超越土地和机器，于是政治斗争就是要争夺数据流的控制权。

现在评估应用程序、产品和公司的标准已经不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能收集到多少数据。

我无法确认这些巨头是不是也这么想，但从它们的作为来看，确实将收集数据看得比实际获利更重要。

一般人会发现很难抗拒这种过程。至少在目前，人们都还很乐于放弃自己最宝贵的资产（他们的个人信息），以换取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和可爱的猫咪影片。这有点儿像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部落，不经意间就把整个国家卖给了欧洲某国，换来各种颜色的珠子和廉价饰品。

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好好感受一下自己的体验。以“分享体验”之名，现代人对自己的理解常常是从别人的观点出发。一发生什么有趣的事，脸谱网用户就会下意识地拿出智能手机，拍照、发帖、等着有人点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几乎不会注意自己到底有何感受。

人类一旦与身体、感官和真实环境越来越疏离，很可能就会感觉孤单、迷失方向。

很多权威评论人士把这种疏离感归咎于宗教和国家的凝聚力式微，但或许和你的身体失去联系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扎克伯格认为，“改善对话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要认识对方整个人，而不是只知道对方的意见。”

如果我们能用彼此的共同点——运动队、电视节目、兴趣爱好——建立起关系，那么针对彼此意见不同的地方再做讨论就会更容易

把太多时间、精力花在认识伊朗或尼日利亚的某个网友，就会牺牲你认识隔壁邻居的能力。

这些国歌听起来就像贝多芬在没什么特别灵感的时候创作出来的

但当“伊斯兰国”的士兵走进当地银行，看到美元上有美国总统的肖像、用英文写着赞颂美国政治与宗教理想的语句时，却不会烧毁美国的这一象征。因为美元超越了政治和宗教分歧，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

但全世界对于美元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信心如此坚定，就算是宗教激进派、墨西哥毒枭和专制统治者也能志同道合。

如果要说现代人在哪方面最为同质，大概就是对世界和人体的看法了。如果你在1000年前病了，那么你住在哪里事关重大。在欧洲，教区神父大概会说你让上帝不悦，想要恢复健康，你就要捐钱给教会，到圣地朝圣，再真诚祈求上帝饶恕你。或者，村里的女巫可能会说你被恶魔附身，她要用唱歌、舞蹈和黑色公鸡的血帮你驱魔。

不管是中国的郎中、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医、非洲巫医，还是美洲印第安巫医，每个帝国、王国和部落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专家，各自对人体和疾病的本质持有不同的观点，也都各自有着全套的仪式、药剂和疗法。

即便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医生和护士，也同样相信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疾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抗生素会杀死细菌。

以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为例，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伊朗和朝鲜对物理学的观点完全与以色列和美国一模一样。如果伊朗和朝鲜相信E = MC4，以色列和美国根本不会在意它们的核计划。

虽然人类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认同，但只要讲的是实际议题（例如，如何建立国家、打造经济体、兴建医院或制造炸弹），就能说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文明。

文明可能正是由这些分歧所定义。要界定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列出共同的特征，但这是错误的。如果改为列出共同的冲突和困境，界定起来会容易得多。

我们最常发生争吵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家人。

在2018年，怎样才算是一个欧洲人？并不是要有白皮肤、信仰耶稣或相信自由，而是要激烈地争论关于移民、欧盟、资本主义的限制等议题；还要不断自问：“我的身份应如何定义？”并且担心人口老龄化、消费主义猖獗，以及全球变暖。

人类很容易对小型、亲密的群体（如小部落、步兵连、家族企业）产生忠诚感，但要让人类对几百万个陌生人产生忠诚感是不自然的。这样大规模的忠诚在近几千年才出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几乎就是昨天早上的事），而且需要社会建设的巨大努力。

只了解智人的进化和解剖学，那么他绝不可能想到这些猿类竟然能够与数百万陌生的个体发展出社群联结。

如果有一个来自火星的生物学家，只了解智人的进化和解剖学，那么他绝不可能想到这些猿类竟然能够与数百万陌生的个体发展出社群联结。为了让我愿意忠于以色列及其800万公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家组织就得打造出一整套庞大的体系，包括教育、各种宣传品和飞扬的旗帜，以及国家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制度。

make love, not war

一些人相信未来可以将意识从有机结构中抽离，再也不受生物和物理限制，能自在悠游于网络空间。

各家祭司或各方大师的真正专长从来就不是降雨、治疗、预言或魔法，而一直都只是诠释。

科学的真正意义还是在于愿意承认失败、尝试不同的方法。

虽然伊斯兰教、印度教或基督教在现代经济这栋大楼上只能说是装饰，但民众往往认同的就是这个装饰，而民众的认同又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力量。人类的力量需要群众合作，群众合作又需要先打造群众的身份认同，而且所有群众的身份认同都以虚构的故事为基础

这种自愿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国家神道培育的产物。因此可以说，神风特攻队其实融合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和最先进的宗教洗脑。

无论某个宗教看起来多么古老，只要发挥一点儿想象力并重新诠释，几乎都能搭配最新的科技装备，结合最先进的现代制度。

如果面对的是美食、诗歌，那么人类确实能够接受多元化；面对的是烧死女巫、杀死婴儿或奴隶制度，大概很少有人会说这些也是人类迷人的多样性，应该受到保护，

正如“恐怖主义”一词的字面含义所示，这种军事策略意图通过传播恐惧改变政治局势，而不是为了带来实质伤害。

对手会犯下各种错误，实施各种暴行，于是舆论开始动摇，中立人士开始改变立场，权力平衡也开始偏移。

政府之所以难以忍受这些挑衅，是因为现代政权的合法性正来自保证公共领域不受政治暴力的影响。

俄罗斯一直遵守着校园霸凌的潜规则：“要打就挑最弱的，而且别打得太狠，免得老师出手。”

阿兹特克人（Aztec）就坚信，如果不是他们每年献祭，太阳将不再升起，整个宇宙也将瓦解。

这些基督教殖民者动用暴力，对原住民强取豪夺。要说他们比原住民更有道德水准，实在很难说得过去。

幼狼玩耍的时候会有“公平游戏”的规则。如果某只幼狼咬得太过用力，或是在玩伴已经露肚皮以示投降之后还继续攻击，其他幼狼就不会再和它玩耍了。

每次讲到神，人们往往都自称卑微，但转头就以神之名，对同胞颐指气使。

为何世间存在万物，而非一片虚无？到底是什么力量制定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

坐在篝火边，仰望夜空

我们想到的神可能是个严肃而世俗的秩序制定者

当被问到世上究竟有没有神时，有信仰的人常常会先说到宇宙如此神秘莫测，而人类的智慧又如此有限。我们不知道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所以你不能公开露出头发，而且必须投票反对同性婚姻。

在这本经典里会写出鸡毛蒜皮的规定，但号称一切都是为了宇宙的奥秘。据说这本书的编写者创造了空间和时间，但他不惜屈尊降贵为我们带来启发，只不过主要管的就是该做什么神秘的寺庙仪式，饮食上该有什么禁忌。

就目前所知的科学知识而言，所有这些神圣经典文本都是由富有想象力的智人写成的，它们都是祖先发明的故事，目的是让各种社会规范和政治结构合法化。

比起遵守《圣经》的字面意义，忠于基督的慈悲精神更为重要。

道德的重点并不是“遵守神圣的诫命”，而是要“减少痛苦”。

真相、同情、平等、自由、勇气和责任，这些也是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的基础。

如果你非常相信某个故事，或许能反映出许多关于你的心理、你的童年或是你的大脑结构等有趣的事，但这一切仍然无法证明这个故事是真的。（通常，正是因为故事本身并不真实，才更需要有强烈的信仰。）

正是这种对真相的承诺，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让人类能够破解原子、破译基因组、追溯生命的演化过程，以及理解人类本身的历史。

有些人之所以不杀人，只是因为“神这么说”，但这种理由其实令人相当不安，也颇为危险。这些人不杀人的理由只是因为“听话”，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同情与怜悯，那么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神命令他们去杀死异教徒、女巫、通奸者或外国人，他们会怎么做？

健康的关系需要情感、理智甚至精神上的深度。缺乏这种深度，婚姻只会让人觉得沮丧、孤单，在心理上也会发育不良。

如果你认为婚姻制度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福祉（世俗主义正是这么认为），那么根本不可能问出这种荒谬的问题。这种荒谬的问题，只有把婚姻视为某种神奇仪式的人才想得出来。

世俗主义之所以看重科学真相，深层原因正在于此。其重点不在于满足好奇心，而是要了解怎样最大程度减少世界的痛苦。如果少了科学研究照亮路途，我们的同情通常也是盲目的。

重视真相、重视同情，带出了世俗主义所看重的第三点：平等（equality）。

不论受苦的人身份为何，痛苦就是痛苦；不论发现知识的人身份为何，知识就是知识。

如果没有思考、调查及实验的自由（freedom），我们就不可能寻求真相，走出痛苦。因此，世俗主义珍惜自由，

如果自己不知道某件事，就应该勇敢承认自己的无知，并积极寻找新证据。就算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略知一二，也不该害怕质疑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再次检查。很多人害怕未知，希望每个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比起暴君，或许对未知的恐惧更容易让我们吓得四肢发软。

那些担心自己失去真相的人，往往比习惯从多个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人更为暴力。

宗教如果想得到世俗主义社会的接纳，正统派犹太教就必须平等对待非犹太人；基督徒不能把认定为异端的人绑上柱子焚烧；穆斯林必须尊重言论自由；而印度教徒也必须放弃基于种姓的歧视。

世俗主义判断一个人，看的是他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他爱穿什么衣服、爱行什么仪式。

世俗主义的教育并不代表要进行反面灌输，教导孩子不要相信神，不要参加任何宗教仪式，而是要教导孩子区分真相与信仰，培养他们对所有受苦生灵的同情，欣赏全球所有居民的智慧和经验，自由地思考而不惧怕未知，以及为自己的行为和整个世界负起责任。

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讲道：“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遗传学家更该特别注意，思考一下纳粹如何劫持了达尔文进化论

如果你相信一切就是充满缺点的人类试着要追寻真相，就能够坦然承认这一过程中会犯的错误。

你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过去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当时它做错了什么事？

民主的基础，就是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

这不一定是坏事。人类对群体思维的依赖，使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知识的错觉让我们能够继续愉快地生活，而不会陷入无谓的努力，并避免试图自行理解身边的一切。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智人相信别人的知识，实在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

往来的都是思想相近的朋友，接收的都是肯定自己意见的新闻信息，各种信念只是不断增强，鲜少遭到挑战。

我们之所以会坚持这些观点，是因为对群体的忠诚。只是抛出一项又一项的事实，指出个人的无知，可能会适得其反。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接受太多事实，当然也不喜欢感觉自己很愚蠢。

统治世界的时候，要找出各种真相、真理难如登天。毕竟，领导人太忙了。多数政治领导人和商业巨擘永远在赶日程，但如果想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就需要很多时间，特别是需要有浪费时间的特权。

巨大的权力就像一个黑洞，会让周围的空间扭曲，而且越接近它，扭曲程度就越大。每个词语进入你的运行轨道之后，都会变得格外沉重，所有人都想讨好你、安抚你，或者从你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只能拥有你一两分钟的时间，又担心自己说的内容不适当或太杂乱，于是最后讲的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就是老生常谈。

因为权力中心正是由现有知识所建构，周围有旧秩序的守护者把关，于是会造成困扰、打破惯例的各种想法通常会被拒之门外… 正如苏格拉底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观察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

我可能就是静静地待在家里，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但对左翼运动人士来说，我完全就是以色列军队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定居者的同谋。在社会主义者眼里，我之所以过着舒适的生活，是因为脚踩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童工。动物福利提倡者告诉我，我的生活交织着史上最丑恶的犯罪事件：野蛮且习以为常地剥削着数亿只家禽家畜。

如果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会很清楚自己的午餐从哪儿来（自己采集的），他的鹿皮鞋是谁做的（那个人正睡在20米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用在哪里（正在泥地里玩呢。那个时候，人类只有一种退休基金，叫作“孩子”）。

目前整个社会系统架构的方式，让那些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

上帝在定出人“不可偷盗”这项诫命的时候，所谓的偷盗还是用你自己的手去拿走某个不属于你的东西。然而到了现在，如果要讨论盗窃，真正要谈的重要问题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淑女在下午4点左右喝着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让茶更为香甜，但这些方糖产自环境如地狱般的奴隶庄园，而她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德国，地方邮局的经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顾员工的福利，而且如果有顾客的包裹遗失，他还会亲自帮忙寻找。他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就算下暴雪，他也会确保邮包准时送达。但令人感慨的是，这样的效率和体贴正是纳粹德国神经系统的重要细胞。

当代世界大多数的不公正，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偏见，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但我们这种狩猎采集者的大脑尚未进化出能够察觉结构性偏见的能力。

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无论地球另一边遇到什么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负什么责任。当你看到邻居发生不幸的时候还能有点儿同情心，通常也就够了。

第二是把重点集中在某个感人的故事，用它来代表整个冲突事件。如果你搬出一套精确的统计数字，想要向大众解释事情有多复杂，大众只会失去兴趣，但如果搬出某个孩子的辛酸故事，不但能赚人热泪，叫人血脉偾张，还能让人误以为自己一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有一项实验，请民众捐款救助一名来自马里的7岁贫困小女孩，她的名字叫萝琪亚，许多人被她的故事打动，打开了心门，也打开了钱包。然而，如果研究人员除了告诉你萝琪亚的故事，还用统计资料指出非洲普遍的贫困问题，这时受访者突然就变得比较不愿意出手相助了。另一项研究，则是请人捐款给1位或8位病童。在只有一位病童的情境中，民众捐的钱更多。

要应对大规模道德问题，第三种方法是编出各种阴谋论。想知道全球经济究竟如何运作，并且是好还是坏吗？这太难了。不妨换个方式，想象有20位亿万富翁在背后操纵，控制了媒体，发动了战争，一切都是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这几乎永远都是一套毫无根据的幻想。当代世界实在太复杂，不仅难以明辨正义公平，就连控制管理也是一大问题。不管是亿万富翁、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共济会或锡安长老会，没人能真正搞清楚世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但也因为如此，没有人能够有效地操纵一切。

宗教和意识形态教条之所以在这个科学时代仍然深具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让我们得以避免面对令人沮丧的复杂现实。

几千年来，人类社群网络里许多的“新闻”和“事实”其实都是虚构的，讲述着奇迹、天使、恶魔和女巫的故事，是无畏的记者从地狱最深处给我们带来了第一手报道。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如果婆罗门阶层与吠舍阶层的人通婚会令宇宙的创造者震怒。

我知道，我把宗教等同于假新闻，可能会让许多人很不高兴，但关键正在于此。如果只有1000个人，相信某个编造的故事，相信一个月，这是假新闻。但如果是10亿人，相信某个编造的故事，相信1000年，这就成了宗教信仰，而且会警告所有其他人不准说这是“假新闻”，否则就会伤害了信徒的感情（或是引发他们的怒火）

亚当和夏娃从未真正存在，但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美丽依旧。

虽然《圣经》的许多部分可能是虚构的，但仍然能够给几十亿人带来喜乐，也仍然能够鼓励人类体贴、勇敢、有创意，一如所有的小说作品，例如《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以及《哈利·波特》。

有些人可能因为我把《圣经》拿来和《哈利·波特》相提并论而感觉受到了冒犯。如果你是一个用科学思考的基督徒，可能会认为虽然《圣经》有各种错误和虚构，但《圣经》本来就不是纪实作品，而是一个藏有深刻智慧的隐喻故事。那么《哈利·波特》不也是如此吗？

纳粹的政治宣传大师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可能是现代把这套媒体戏法耍得最有模有样的人，他用一句话就讲出了自己的诀窍：“谎话说一次仍然是谎话，但说一千次，就成了事实。”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里，希特勒也写道：“即便政治宣传手段再出色，如果没把一项基本原则牢记在心，也无法成功——宣传时必须只锁定几个重点，然后不断地一再重复。”

苏联政治宣传机器效率极高，对内成功掩盖灾祸，对外则粉饰太平。

想到可口可乐，你的脑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是一群健康的年轻人一起快乐运动，还是一群超重的糖尿病患者躺在病床上？大口灌下可口可乐并不会让你变年轻，不会让你变健康，也不会让你变得像运动员一样，反而只会增加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的概率。然而，可口可乐几十年来投入几十亿美元，把自己与年轻、健康和运动联系在一起，几十亿人潜意识里也就这么相信了。

如果讲到要团结人心，虚构的故事天生就比事实更具优势。如果想测试群众是否忠诚，与其要求他们相信某个事实，还不如要求他们相信某件荒谬的事。

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就算属下对他没半点儿忠诚，也会鼓掌同意；但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西边升起，从东边落下”，只有真正效忠的属下才会愿意鼓掌。

为什么人类不能放弃所有的神话和虚构故事，都用像美元这种协议而成的制度或体系来合作呢？

他们觉得这张纸本身就有价值，而不会提醒自己“其实这只是一张没用的纸，只是因为别人觉得它有价值，所以我可以拿来用”。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人脑，会发现如果人看到装满百元美钞的手提箱，大脑中兴奋起来的部分并不是负责“怀疑”的区块（“只是别人认为这很有价值”），而是负责“贪婪”的区块（“我想要这个手提箱”）。

实际上“知道某事物只是人类制度”和“相信某事物本身有价值”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

如果我们坐下来好好进行深入的哲学讨论，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公司”的概念也是人类创造的虚构故事。像微软这家公司之所以成为公司，并不在于它拥有的建筑、雇用的员工或服务的股东，而在于由立法者和律师所编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法律概念。但在99%的时间，我们并不会进行深入的哲学讨论，觉得一家公司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就像一只老虎或一个人一样。

模糊虚拟和现实的界线，有助于达到许多目的，从单纯的好玩儿到严肃的生存都有可能。比如玩游戏或读小说，你至少得有一段时间先放下现实。要享受踢足球，就得接受比赛规则，至少在90分钟之内先忘记足球赛只是一项人类发明，否则，22个人莫名其妙追着一个球跑，岂不太荒谬？

足球也有助于建立个人身份认同、巩固大规模的社群，甚至成为使用暴力的原因。国家和宗教，可以说就像是打了类固醇的足球俱乐部。

人类就是有这种了不起的能力，能够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或者说得更精确些，人类如果真的好好思考，就能知道一些事情；但大多数时候，人类就是没去想，所以也就不知道这些事。比如只要你专心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钱是虚构的，但通常你没去专心思考。

只要花点儿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就会发现国家也是精心制作的故事，但战火正炽的时候，谁又有这种精力和时间深思我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呢？

因为你得承认某些真相（例如自己手中权力的来源），而真相可能会让盟友愤怒，让追随者伤心，让社会和谐受到破坏。在真相与权力之间有一道鸿沟，这点实在算不上什么秘密。

人类的痛苦常常来自相信了虚构的故事，但无论如何，痛苦本身仍然真实。

如果你想得到可靠的信息，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总是免费得到信息，有可能你才是整个商业世界的产品。

沉默不代表中立，只代表支持现状。

在21世纪，科幻小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学种类，塑造了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气候变化等的看法。

人类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是因为合作的能力高于任何其他动物，而之所以有那么强的合作能力，是因为他们能够相信虚构的故事。

我们相信买更多东西就会更开心，是因为在电视上亲眼见过资本主义的天堂。

现代科幻小说最糟糕的问题，或许就在于混淆了“智能”（intelligence）和“意识”（consciousness）的概念。

但事实上我们真正该担心的，是有一小群超人类精英凭借算法带来的力量，与大量底层的手无权力的智人之间发生冲突。

抵达了真正的应许之地。

在尼奥吞下著名的红色药丸并逃出母体的时候

你想找出这个世界用哪些方式操纵你，最后也会发现自己的核心身份只是神经网络形成的复杂幻象。

即使毒气室只是硅芯片里的电子信号，所有人感受到的疼痛、恐惧和绝望并不会有分毫的减轻。

疼痛就是疼痛，恐惧就是恐惧，爱就是爱，就算在母体里也不例外。无论你感受到的恐惧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原子集合还是计算机操纵的电子信号，都无关紧要。

《美丽新世界》的基本假设是：人类就是生化算法，而科学可以破解这套算法，再运用技术加以操控。

赫胥黎的天才之处就在于点出如果想要控制民众，利用“爱”和“快乐”会比利用“恐惧”和“暴力”更为可靠…毕竟，世界繁荣和平，人人满意欢喜，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 “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目前有太多学校的教学重点仍然在于灌输信息。

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而审查机构甚至都没有去阻挡信息的打算，反而忙于散布错误的信息，或是用不重要的事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正是因为只要点一下就能得到无数其他信息，也就令人难以专注。如果政治或科学看起来太复杂，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转去看些可爱的猫猫狗狗、名人八卦。

“4C”，即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和创意（creativity）。

但麻烦的是，教孩子拥抱未知、保持心态平衡，比教他们物理公式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要困难许多。

如果有个15岁的孩子被困在墨西哥、印度或亚拉巴马州某所观念过时的学校，我能给他的最好建议就是：不要太依赖大人。多数大人都是一片好意，但他们不太懂现在这个世界。

面对这项令人生畏的任务，你必须下定决心，了解自己这套操作系统，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希望在人生中达到什么目标。

认识你自己。几千年来，先知和哲人言者谆谆，要人们认识自己。而到了21世纪，这个建议的迫切性更是前所未见，

它们想黑进的就是“你”，以及你的生物操作系统。你可能听过，有人说这是个非法攻击计算机的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现在已经是非法攻击人类的时代。

人类到底想听到怎样的答案？如果有人问人生有什么意义，想听到的答案十有八九都是某个故事。

但我无法理解“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伟大，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是为了某个只有千年历史的国家，或是为了某个号称有10亿岁的神，信众杀起人来的狂热有可能不相上下。

如果在目前的躯体死亡后，我还能重生于一个新的身体，那么死亡就不是终点，而是像两章之中的空白，过去章节的内容仍然会在下一章继续。

就这样千百万次，我学会走路、长大成人、与婆婆吵嘴斗法，然后生病过世，就这样无限循环。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一来，人生的意义就像是玩着已经拉开引信的手榴弹，传给别人，你就没事了。

如果有些人不相信有什么连接，不相信有什么未来，也不相信有什么集体的动人史诗，或许最安全、最简单又能让他们相信的一套故事就是“爱”了。

当你沉浸在爱里的时候，整个宇宙就只剩下你爱人的耳垂、睫毛或乳头。

“愿我化身那手上的手套，便可抚摸那脸颊！”

浪漫的爱情如同天人合一，神祇就是他的爱人。浪漫主义诗人也常把自己的爱人写得如同神祇一般。如果你真的和某人正陷入爱恋，永远不会担心人生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如果你还是相信这套“爱”的故事，只是自己不在爱里，至少你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了：寻找真爱。而且你已经在无数的电影里看过爱，也在无数的著作中读过爱，你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在那双眼眸中你看到无限的光芒在闪烁，让你的人生突然充满意义

一个好的故事必须让人有可以扮演的角色，要能延伸到超出自我的视界；但与此同时，好的故事并不用真实。一套故事可以纯粹出于虚构，只要能让我们有身份认同，觉得人生有意义，就已足够。事实上，如果以我们目前的科学知识来判断，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文化、宗教和部落的千千万万个故事，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全部只是人类的发明。

宇宙绝不是以故事的方式运作。

早在智力和情感的独立都还不足以判断故事真假的时候，父母、师长、邻居和社会文化早已把这些故事说了又说。等到我们智力成熟，已经在这些故事中投入太多心血，所以不仅不想去推翻这些故事，反而更想把故事合理化。那些追求身份认同的人，就像要玩寻宝游戏的孩子，他们最后找到的，都只是父母事先为他们藏起来的东西。

如果真的驳倒了相关的故事，就代表我们所知的整个世界都没有意义。国家法律、社会规范、经济体制，可能全部面临崩溃。

到底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全宇宙创造者的儿子是在大约两千年前、在银河系的某个地方以碳基生命形式诞生？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事发生在加利利，而且他的母亲还是个处女.

曾有许多战争，起因只是为了改动这个故事里的某个字。

现在我们得讨论一下让人相信故事的方法。早在几千年前，祭司和巫师就已经找到了答案：靠各种仪式。

拿破仑有句名言，说他只要用一个勋章，就能让士兵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而每当国家遭遇危机，儒家很快就会认为必定是哪里失了礼，就好像在打了一场败仗之后，长官认为败因在于士兵没有把靴子擦干净。

如果想知道生命的终极真相，礼仪和仪式会是个巨大的障碍。但如果你想知道的是如何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像孔子那样），真相往往只是一种负担，而礼仪和仪式反而是你最好的伙伴。

究竟为什么，印度政府要把资源拿来升起巨大的国旗，而不是在德里的贫民窟建造污水处理系统？

而且事实上，正是因为国旗所费不赀，反而让仪式更加有效。在所有的仪式中，献祭是最有力的一种，因为虽然世事百态，但痛苦这种感觉最为真实，无法忽视，不容怀疑。想让别人相信某个虚构的故事，就要引诱他们先为此做出牺牲。

如果你之所以禁食，是因为上帝命令你这么做，那么这种再实际不过的饥饿感，会比任何雕像或画像更能让你感觉到上帝的存在。

就算你只是决定选购某种质量较低的本国商品，而非质量较高的进口商品，也算得上是种小小的牺牲，让你在超市里感觉到自己的国家真是无比真实。

就算你因为信仰上帝或相信国家的概念而受苦，并不能证明就真有上帝或真有国家。或许你只是因为自己太轻信谣言，所以得付出代价？但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承认自己是傻瓜。

他们为某种信念牺牲越多，这种信念就会越强烈。这正是牺牲献祭这件事神奇的魔力。

主持献祭的神职人员想让我们臣服于神威之下，并不需要给我们什么（无论是雨水、金钱，还是胜利），反而要从我们这里取走一些东西。只要我们被说服并做出某些痛苦的牺牲，我们就会被困在这个概念里。

牺牲的概念也适用于商业世界。就算你只花一万多块钱就买到一台二手的菲亚特汽车，可能还是会一直向身边的人抱怨这辆二手车问题多多。但如果你是花了好几百万买下一辆全新的法拉利，肯定会对车赞誉有加、四处宣扬，并不见得是真的因为车好

就算是在爱情里，不管是罗密欧还是有着烦恼的少年维特，都知道如果没有牺牲就不是真爱。牺牲除了能让爱人相信你有多真情，还能让你自己相信自己真的在恋爱。你认为女性为什么想要对方为自己戴上钻戒？对方一旦做出如此巨大的经济牺牲，就得说服自己，这一切一定有价值、有意义。

“牺牲自我”这件事不仅对烈士有说服力，就连对旁观者也极具说服力。要不是有那些烈士和殉道者，大概没有多少神明、国家或革命能够得以维系。如果你打算质疑某个宗教戏码、民族主义神话或革命传奇，立刻就会招来责骂：“那么多值得尊敬的殉道者为此献出了生命！你敢说他们的死都没有意义？你以为这些英雄都是笨蛋吗？”

如果你竟敢质疑这个故事，就会有人立刻提醒你在卡尔巴拉的事；至于去怀疑或嘲笑侯赛因的殉难，大概会是你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先前，如果你因某个故事之名给自己造成痛苦，你的选择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容易受骗的傻瓜。”但如果你是因某个故事之名给别人造成痛苦，你的选择则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残忍无情的坏蛋。”而因为我们既不想承认自己是傻瓜，也不想承认自己是坏蛋，只好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如果犹太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却让祖母无法探望孙辈、贫穷的学生无法去海滩玩，这就是一种残忍、一种无情。

有了牺牲，不仅能增强你对故事的信心，还常常能替代你对它的所有其他义务。人类绝大多数伟大的故事，都规定了一些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

民族主义告诉我的，是我的国家独一无二，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不同于一般；而法西斯主义告诉我的，是我的国家比别人的更优越，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排挤掉其他一切义务。在任何情况下，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都不应该超越我的国家的利益。就算我的国家会给远方土地上几百万个陌生人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换得的利益微不足道，我还是该无条件地支持我的国家，否则我就是个卑鄙的叛徒。我的国家要我杀几百万人，我就该杀几百万人。我的国家要我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我就该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

法西斯主义怎么判断艺术？法西斯主义怎么知道一部电影是好还是坏？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标准。电影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好电影，不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坏电影。法西斯主义怎么决定学校该教孩子什么？一样的标准：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该教。真相？那不重要。

民众只会想：“人家说法西斯主义是丑陋的，但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这么美，怎么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者呢？”

每次看这些电影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跟着伏地魔这种讨人厌的怪胎？

真实世界中的邪恶不见得是丑陋的，而有可能看起来非常美丽。

基督教比好莱坞专业多了，所以在基督教的艺术传统中，常常把撒旦描绘得高大英俊。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难以抗拒撒旦的诱惑；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难以抵抗法西斯主义。如果看着一面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反映出的景象绝不丑陋。

同时“伊斯兰国”也宣称，被法国空军炸死的所有穆斯林都是殉教者，已经在天堂享有永恒的幸福…这里有些事没有道理。如果那些遭法军空袭而死的殉教者都上了天堂，为什么要复仇呢？复的到底是什么仇？把人送上天堂吗…所以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伊斯兰国”那些激进分子并不真正相信殉教者能上天堂。所以，当有人被炸死的时候，他们才会如此生气。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全身绑满炸弹、把自己炸成碎片？很有可能，答案就是他们同时坚信着两个根本互相矛盾的故事，但对于其中的不一致却浑然不觉。就像前面说过的，就是有些神经元彼此不经常聊天。

在历史上，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时相信好几个故事，但也从不会真正相信任何一个故事完全是真理。对大多数宗教来说，这样的不确定性有如芒刺在背，所以多半会强调“相信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美德，而“怀疑信仰”则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罪；简直就像在说，就算你没有证据也愿意相信，这实在是件好事。然而，随着现代文化的兴起，情况有所不同了。相信信仰看起来越来越像让人当精神上的奴隶，而怀疑信仰则成了自由的前提。

但也从不会真正相信任何一个故事完全是真理。对大多数宗教来说，这样的不确定性有如芒刺在背，所以多半会强调“相信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美德，

超市所陈列的所有故事都在骗你，人生的意义绝不是现成的产品，除了我自己之外，绝没有什么神圣的脚本能够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是我自己，通过自由选择和自己的感觉，为一切赋予意义。

宇宙其实就是一群原子组成的大杂烩，本身并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东西原本就是美丽、神圣或性感的，是人的感觉让它变得如此。

实际上，相信这套自由主义故事的人信守两条诫命：一是创造，二是争取自由。创造的表现，可以是写首诗、探索自己的性取向、发明一个新的应用程序，也可以是发现一种未知的化学物质。

就目前的科学所知，人类的选择和创造力背后并没有什么神秘的魔法，单纯就是几十亿个神经元交换生化信号后的产物。

但如果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说人类有“选择欲望的自由”，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并没有自由意志。

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不再那么执迷于自己的意见、感受和欲望。

想要了解自己，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承认“自我”也是个虚构的故事，会通过心智思维的复杂机制，不断制造、更新和重写。我脑中有个讲故事的人，会解释我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以及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政府在解释近来的政治动荡，这位脑中的叙事者总是一再犯错，但很少承认。一如政府用旗帜、画像和游行来建立国家神话，我内心的宣传机器也会用珍贵的记忆、宝贵的创伤建立起个人神话，但这些记忆与创伤往往并不等同于真相

在脸谱网和Instagram（一款图片分享应用程序）的时代，这个神话的制作过程有一部分已经从人脑外包到计算机上，比以前变得清楚可见。

这一切令人赞叹，但也令人惊骇。原本全家出门度假，道路拥堵至极，路上小吵不停，中间几度冷战，但最后都化成网络上美丽的全景照、完美的晚餐照和一张张笑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自我的理想故事常常是视觉的，而实际的体验却是肉体的。在理想故事里，我们会从心里或计算机屏幕上观察某个场景。看着自己站在热带海滩上，身后有蔚蓝的大海，脸上有迷人的笑容，一手举着鸡尾酒，另一手搂着情人的腰——好一派天堂景象。但这幅图片没显示的，是有讨厌的蚊虫正在你腿上叮咬，喝了馊掉的鱼汤而腹中正在翻搅，假笑令你下巴僵掉，你们可能5分钟前才刚刚大吵一架。要是能体会照片里的人当下真正的感受，真不知道会有多妙。

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并不是一个故事。

古代佛教还更进一步，不仅否定所有宇宙大戏，就连人类心里的这一出也加以否定。在古代佛教看来，宇宙没有意义，而人的感觉也同样没有意义，并不属于什么伟大的宇宙故事，不过就是短暂的振荡，没有理由地来去。这就是事实，接受吧。

一切事物都会不断改变（诸行无常），一切事物都没有永恒的本质（诸法无我），没有什么能永远令人满意（诸漏皆苦）。

人类之所以会感到痛苦，常常就是因为无法体会到这一点，总觉得在某个地方会有永恒的本质，而只要自己能找到，就能永远心满意足。这种永恒的本质有时称为上帝，有时称为国家，有时称为灵魂，有时称为真实的自我，有时则称为真爱；而人如果对此越执着，最后找不到的时候也就越失望、越痛苦。更糟糕的是，人越执着的时候，如果觉得有人、团体或机构妨碍自己去追寻这些重要目标，所生出的仇恨心也越大。

自己接受了生命没有意义之后，开始觉得这个概念实在太重要，于是有些事情就变得很有意义，比如要把这个概念告诉其他人，要与不相信这个概念的人争论，要好好教教那些怀疑的人，要捐钱修建寺庙。

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如何摆脱痛苦”。

面对某个动人的故事，如果想判断这究竟是真实还是想象，要问的关键问题就是故事主角是否可能受苦。

只是在某些人的想象中，波兰才是个能够受苦的实体。

只要政客的话语开始掺杂一些神秘的语词，就该提高警惕。面对真实的痛苦，这些人可能会用某些空泛难解的表达来加以包装，作为申辩。其中有四个词要特别小心：牺牲、永恒、纯净、恢复.

要想维持理智，就要记得把这些空话转回现实：有士兵在痛苦哭泣，有妇女在遭到殴打和虐待，有儿童恐惧地颤抖。

如果真想知道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自己的身份，最好的出发点就是开始观察痛苦、探索痛苦的本质。答案永远不会是一个故事。

为什么想我这样一个怀疑一切的人，每天醒来还是可以如此开心。

内观

等你不再专注，思绪开始在回忆和幻想中游荡的时候，你只是注意到：现在我的思绪不在呼吸上了。这是别人跟我说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只要知道什么叫连续统一，关于死亡的大问题也会有明确的答案。

只要好好观察自己如何完成一次呼吸，你就能理解这一切。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我人生的主宰，是我个人品牌的首席执行官，但禅修不过短短几小时，就足以证明我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控制的能力。

虽然我只是站在自己身体的大门(鼻孔)旁，观察一下有什么进来、有什么出去，但没一会儿我就擅离职守了。

内观技巧背后的道理，是认为心智的流动与身体的感觉密切相关。我和这个时间之间隔着的是身体的感觉。我真正反应的对象不是外部事件，而是自己身体的感觉。

我第一次参加禅修是在24岁，在那之前大概已经生过一万次气，但从来没有想到要观察自己愤怒时的真实感觉。每次生气，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愤怒的对象身上(某人的行为或言辞)，而不是愤怒的真实感觉。

通过观察各种感觉的10天，我对自己和整个人类的了解可能要超过我先前所学。

如果有什么是我想的却得不到，心智的反应就是产生痛苦。痛苦并非外部世界的客观情形，而是自己心智产生的心理反应。

我每天都会冥想2个小时，每年也会参加1、2个月的禅修课程。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接触现实。因为这样一来，我每天至少有2个小时能真正观察现实，另外的22个小时则是被电子邮件、推文和可爱的小狗短片淹没。如果不是凭借禅修带给我的专注力和清晰的眼界，我不可能写出《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至少对我而言，冥想与科学研究并不冲突。特别是要了解人类心智的时候，冥想就是另外一种特别重要的科学工具。

大脑是由神经元、突触和生化物质组成的实体神经网络，心智则是痛苦、愉快、爱和愤怒等主观体验的流动。

时至2018年，我唯一能够直接接触的仍然只有自己的心智。如果想知道其他人有何体验，只能根据各种二手资料，但这其中会有各种局限和扭曲。

不要讨论理论和哲学，请把问题集中在与你实际修行相关的事情上。

在算法为我们做出所有决定之前，人类最好尽快了解自己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