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是父亲第一次答应来我所在的城市过年。刚开始第一天我们相处还好（父亲虽表现出过于节俭，对我在城市的消费批评，评价否定我的做事方式，我都还好，大过年的），在年初一晚饭的时候，爆发激烈的争吵。起因是他用农耕时代的要求我在老家建房子+一直生到儿子为止。但他并不愿意帮我带孩子（虽然之前答应了，但食言了）， 同时因为他一直穷过来的，并不会支援什么钱我。（父亲几年前帮我弟在县城建了一套新房，耗尽了钱财，这个按下不表） 我跟他说，有劲往自己身上使，可以给我生个弟弟，不要逼我。 他很生气。不顾城市养孩子的成本，以及农村建房的花销。 父亲在我面前哭诉，说他这几年过的什么日子，节约，节俭。就是为了我能完成上面两件事。他用这种方式试图控制我 做我不想做的事。

我记得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提到过一个词人被体制化了，我觉得我父亲也是，被当地的文化给体制化了。不肯想第二种选择，把自己置身于当地县城的评价体系，并愿意在这种生存体系中工作，生活，竞争，排名。父亲不愿意出来，他害怕。

弗洛伊德的理论表示，儿子必须在精神上超越父亲，才能完成自我主体的建立。精神上弑父是：否定父权秩序，从而建立“我是谁”。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起华人导演李安的一些电影。李安的核心主体其实是：“在儒家父权秩序中，个体如何获得自由？” 在《喜宴》里：父亲其实知道儿子是同性恋。但他选择装作不知道。 在《饮食男女》里：父亲的味觉逐渐消失。他不再是家庭味觉的中心。当他超越世俗跟女主在一起时，味觉又回来了。 在李安电影里父亲不仅是人，而是“制度的化身”。 李安式的弑父是：“柔性断裂” 。他的处理方式是：让父亲“退场”，而不是被击倒。在理解父亲之后，与父亲和解，同时完成超越。

最后，我感到兴奋是，发觉宏观是人类社会组织有一种循环性、规律性，比如封建王朝的更迭，微观个体层面也有，每个个体的主体性的诞生，都从一种挑战、“精神弑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