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千禧年。
那年全世界都在说跨世纪，电视里反复放着迎接新千年的晚会，烟花在荧幕上一朵一朵地炸开。可那些热闹好像跟我们村没什么关系。村口的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田里的稻子还是那茬稻子，我爷爷的鸭子还是那四百多只，我还是那个每天拿着竹竿跟在鸭子后面的少年。
但变化还是来了，以一种我想象不到的方式。
那天傍晚，我刚把鸭子赶回棚里，爷爷蹲在草棚门口抽旱烟，烟锅子一明一暗的。他抽了好几口，才开口说话，声音不大，像是跟自己说的一样：“你爸来了，说要带你去新堤学手艺。”
新堤，洪湖市区。我听说过这个地方，但从没去过。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二姑家，里湖，和四星村在一条路上，还是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的，十几里地。新堤有多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一个“有楼房的”地方。楼房长什么样？我在课本的插图上见过，高的，方的，窗户一排一排的，像火柴盒摞在一起。
“去新堤做什么？”我问。
爷爷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学修车，你爸给你找了个师傅。”
我愣了一下。修车？我连汽车都没坐过，就要学修车了？
第二天一大早，收拾了换洗的衣服、被子等，一只塑料袋装着，瘪瘪的。我妈往我口袋里塞了二十块钱，又塞了两个煮鸡蛋，鸡蛋还是热的，贴着我的腿。
“走吧。”我爸说。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妈站在院门口，没挥手，就那么站着。
爷爷没有来。他的鸭棚在河边的田埂上，离村口还有好几里路。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走，也许他根本就不想来送。昨晚在鸭棚里，他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其实也没说什么，就是蹲在那里抽烟，一根接一根。临走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说：“去吧。”
我没敢再看第二眼。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站在公路边，看着一辆灰扑扑的中巴车朝自己开过来，轮胎卷起一路黄土，心跳得咚咚响。车门“嗤——”一声打开了，售票员探出头来喊：“走不走？走不走？”我爸推了我一把，我抬脚上车，脚踩上那两级铁皮台阶的时候，感觉像是踩上了另一个世界。
车里有一股混合的味道，汽油味、皮革味、不知道谁带的早点味，还有人抽烟，烟雾在车厢里飘着。我没有觉得难闻，反而使劲吸了几口。这是汽车的味道，是去远方的味道。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手指摸着车窗框上的漆，漆面有些斑驳脱落了，但在我看来，一切都那么光鲜。
车开了。
窗外的风景开始往后退。先是田，然后是树，然后是电线杆，一根一根往后退。速度越来越快，风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呼呼的，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舍不得关窗，甚至想把脸伸出去。路两边的杨树像列队的士兵一样刷刷地闪过，远处的稻田变成了一大片模糊的绿色，天空在车窗的边框里快速地移动。
我晕车了。胃里翻江倒海，脑袋发胀，但我死撑着没有吐。不是因为不好意思，是因为舍不得把眼睛从窗户上挪开。我怕我一闭眼，就错过了什么。
大概过了几十分钟，售票员喊了一声：“新堤到了。”
我从车窗望出去，一下子愣住了。
楼，好多楼。
那不是课本插图上那种规规矩矩的火柴盒，是真正的高楼，一栋挨着一栋，灰的、白的、贴着马赛克瓷砖的，有的上面还竖着招牌，红红绿绿的字。街上的人密密麻麻的，骑自行车的、走路的、站在路边说话的，每个人都很快，不像我们村，大家走路都慢悠悠的。马路上跑着好多车，小轿车、面包车、大卡车，还有那种两个门的吉普车，嘟嘟嘟地按着喇叭，从我们坐的中巴车旁边窜过去。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够用了。
我爸领着我下了车，走在水泥路面上，我的布鞋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低着头看了好一会儿——水泥地，平平整整的，没有泥，没有坑，连裂缝都很少。我小时候在泥巴路上跑惯了，突然踩在这么平的地上，竟然有些不习惯，像是踩在镜子上一样，老担心会滑倒。
走到一个路口，一栋楼挡住了我头顶的天空。我仰起头来看，脖子仰到最上面，才看到楼顶的边缘。一、二、三……我数了数，六层。六层高的楼，在我们村，最高的建筑就是村头的变压器房，一层，还不到三米高。
“别看了，走吧。”我爸催我。
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新堤老车站。
那是洪湖市的一个老车站，因为建了新的客运站，所以老车站改成了修理厂，专门给车站的客车定期做保养。灰扑扑的大院，停着几辆长途大巴，有的在等人，有的在修。车站后边有几个修车槽，地上全是油污，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汽油混合的味道，呛人，但不难闻。
修理厂里停着几辆被拆了一半的车，像被开膛破肚的巨兽，零件散了一地。有个人从一辆车底下滑出来，满手的黑油，脸上也蹭了一道。他看见我爸，站起来，咧嘴笑了。
“这就是你儿子？”他打量了我一眼。
“嗯，”我爸推了我一下，“叫肖叔。”
“肖叔。”我叫了一声，声音有点小。不是害怕，是紧张。这个人以后就是我的师傅了，我以后就要跟他学修车了。他会不会很凶？学修车难不难？我什么都不会，他能教我吗？
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有一群鸭子在扑腾。
那天下午收工的时候，我爸带我去了住的地方。
从修理厂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有点暗了。
在七中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一间老旧的民房，墙皮有些剥落，门口种着几盆不太精神的花。
房子是一个老太太的。
她年纪很大了，头发全白，说话慢慢的，看人的时候要微微眯起眼睛。
我爸跟她打了个招呼，简单说了几句租住的事，她点了点头，也没多问。
屋子在一楼，靠里的一间。
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窗户对着巷子口，能听见外面偶尔有学生经过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这间屋子不是我一个人住。
里面已经有人了。
他叫曹憨子，是跟我一起进修理厂学徒的，比我早来几天。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只是所有人都这么叫他。
他比我高半个头，肩膀宽，说话很声音很大，一进门就像这屋子是他的一样。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床边擦手，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就是新来的？”
我点了点头。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往里面挪了一点位置。
屋子很小，两个人一进来，就显得更挤了。
我爸把行李放好，环顾了一圈，对我说：“以后你就住这儿，白天跟肖叔叔学修车。”
“你肖叔人好，你跟着他好好学。”
他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走出巷子，没有回头。
我一个人站在那间小屋子门口，手插在裤兜里，捏着那两张十块钱的纸币，已经被我攥得皱巴巴的了。兜里的煮鸡蛋早就凉了，硬邦邦的，硌着腿。
我环顾四周。水泥地，白墙（有点灰了），铁架子床，桌子上一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一朵褪色的牡丹花。窗户朝北，外面是一条窄巷子，偶尔能听见七中那边传来的学生说话声，还有脚步声，一阵一阵的，很快，又很远。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有点潮。
曹憨子坐在床边，没有看我，只是低头擦着手，动作有点重，像是在和什么较劲。他比我早来几天，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先被他占过一遍。
但这一刻，我还是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人在等我。
我走到窗户边，又往外看了一眼。
巷子很窄，两边是灰色的墙，偶尔有人经过，说话声压得很低。学生从巷口走过去，书包晃一下就过去了，没有人停下来。
这些东西一起涌进来。
太多了。
不像村里那样慢，也不像想象中那样热闹。
只是快。
快得让我还没站稳。
我站在屋子中间，忽然有点分不清——
我是刚到这里的人，还是本来就该站在这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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