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有很多转折点——放鸭子算一个，去东莞算一个，学写代码也算一个。但如果非要选一个最重要的，我会选 1999 年春天。

因为那一年，我被三百块钱赶出了学校。

1999 年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晚。镇中学的梧桐树刚刚冒出嫩芽，风一吹，还是凉的。

初一下学期，我只读了十二天。

我记得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教室里同学已经在早读了，语文课本翻到《最后一课》。我站在教室门口，手里攥着书包带子。书包很轻，里面只有两支圆珠笔和半本练习本。

班主任站在旁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学费交不上，先回去想想办法。”

办法。

那三百块钱，就是我们家翻不过去的坎。

下午，我没有回教室收拾东西——因为根本没什么可收拾的。

我转过身，开始往校门走。

脚步很慢。因为每走一步，学校就离我远一点。

眼泪开始往下掉，没有声音的那种。咸的，热的，滚过脸颊的时候像被烫了一下。我不敢回头，也不敢擦，就那么任由它流着。

我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跟上来的。

她走在我后面，隔了几步远，没有叫我，也没有说话。

可我听见了她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还有后来我才意识到的——她压抑着的哭声。

妈妈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哭。

我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哭。

从校门口到双流桥头，大概七里地。

我们娘俩就那么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没说一句话。

路边的麦苗已经返青了，绿得刺眼。

我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什么叫贫穷。只知道一件事——

三百块钱，就能让我继续坐在教室里，就能让我和别的同学一样读书，就能让妈妈不用哭。

我一直走到桥头的石墩边才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妈妈。

她的眼睛红红的，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一只手攥着几块零钱，另一只手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

“妈，我不上了。”

她没说话。嘴唇哆嗦了好几下。

最后只是把手里的零钱塞进我口袋，然后说：

“走，回家。妈给你做面条。”

她转身走在了前面。我跟在她身后，一路没再说话。

这是我正在写的《底层重构》中的第一章。